晨光纤小的脚走进阁楼
好像镀金的巴甫洛娃
——〔美国〕埃兹拉·庞德
范金镛(1851—1914)又名明榕,字福廷,号藕舫,又号沤舫,晚号沤道人。江西新建区乐化人,主要生活于清末光绪年间,近代著名画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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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和我一样,事先都没想到会跟范金镛在文字中相遇。哪有什么巧合?明代的、现代的、晚清的,一个意大利传教士、一个文字匠、一个画师,处在不同的、落差巨大的时间内部,仅仅是同在一个地域空间(南昌)。巧合根本就不存在,也不是冥冥中的安排,只因为在纸上、在书写中,这种相遇便仿佛自有一种势所必然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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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之于我——按时间前后顺序而言,自然是这样,我和他去找范金镛——但在这一环节的时序上又显然出现了错误,若利玛窦找范金镛,又缺乏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在他的记忆宫殿里有过身兼画师的滕王李元婴、南唐的董北苑、明末的八大山人,似乎还可以加一个范金镛的位置——“中国的画家,把种种自然的印象,经过一道灵魂的酝酿、自律的综合,再表现出一个理想的世界出来,这是真的艺术。”罗曼·罗兰在看过范金镛的画后这么说。如果真的是针对范金镛的画,而不是对他在日内瓦看过的、所展出的众家中国画的整体印象,范画师还是值得书写的——尽管我个人并没将他看得过高。而他画中的气息和他的名字所形成的一种语词已然与我相遇——正如利玛窦之于我,并不是出于某种情由的狭路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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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画,红衣的执扇女子,蛾眉宛转。她身边一位绿衣的纤手托蝶女伴低眉细看,正中立着的蓝衣女子对空而出神,她身旁有两位浅裳女子在伸手扬袖,模仿蝴蝶的姿势轻舞飞扬。五个女子半圆形的站位,静中有动,在她们上方,翩跹的蝴蝶如同一种浪漫的消亡史,与假山、玉栏和绚烂的花木形成闭环。毋庸置疑,范金镛的绘事更多是生活化的存在。他或许身怀对明代中期繁花般绘事的缅想与沉浸,仇英与唐寅,桃花、仕女和蝴蝶之艳象。因为“理想国”的符号在范金镛的画里就是蝶翅上细腻的花纹,灼灼其华的桃花,恬静的仕女、锦鸟和红蓼蜻蜒。这些符号与他具有不朽光荣的前辈八大山人相比,显然不在一个量级和精神领域。他不是开一代风气的大师,仅仅是画师,但他有他存在的可爱与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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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度有一册朋友送的范金镛画集,搬家后不知搁哪儿去了。我费劲地移开笨重的沙发——扶手上堆满了正在读的书籍。(有克劳德·西蒙的《历史》和《植物园》,有《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已破旧、散页、发黄。有诗人梁宗岱译的里尔克《罗丹论》、《利玛窦中国札记》与《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有高居翰的《气势憾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这其中有一本,是不久前重读的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王维克译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神曲》。需要说明的是,我喜欢这个版本,书的陈旧和气味都与我所去过的,但丁故乡佛罗伦萨的旧居相似。在米兰的马努埃莱拱廊街,我遇到一位时尚而明丽的女子,她边走边打着手机,就像但丁眼里的贝雅特丽齐,或许手机另一头正是在跟她对话的但丁——“比我更强有力的神来主宰我了。”我好像听到了他的声音,尽管《神曲》并非写于佛罗伦萨和米兰,但它在我每天坐的沙发的扶手上,此时因找范金镛而被短暂地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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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扶手上还有一些新书,显然已超重。那些书的价值之重恐怕超越了时代和木柜。一面墙的书架下部,我多是根据下重上轻的原则,放进沉重的书籍和画册,但我挪移寻找到的只是沙发背后的灰尘和废纸,范金镛——那本朋友送的画册不在那里,或许它在楼下堆满宣纸、字画、样书、画册、杂物和酒的储藏间里。在幽暗的、静物交叠的重构里,一本范金镛的画册(非正式的、私印的藏件——南昌藏家及博物馆存留着这位乡党的画作),不甘被埋没的范金镛向我的记忆发出隐约的信号,而此刻我正在写《利玛窦记忆迷宫》,我的记忆与利玛窦的记忆在写作中产生了重叠和交汇。我在记忆中挪动沙发,这种对于一本画册的寻找尽管费力,但收效几近于无,可我感觉到,已在大抵接近和进入范金镛的恍惚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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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活画画和为博物馆画画是两回事,更多的画家是为了前者;后者除了匠人,就是大师。但前者绝大多数是与大师无缘的,即使被博物馆收藏,也往往是意外。达·芬奇是意外,范宽是意外,八大山人是意外,梵高是意外……许多伟大的艺术家是意外。范金镛算不上大师,但他的画提供了俗世的意外,他的意外又在世俗的阁楼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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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鸟飞进阁楼,或者他的花鸟画适合藏于阁楼,这不是一个画家的二律背反,而是某种取悦与意外的结果。没有人认为他的花鸟是最好的,同样,庞德——中意于中国古诗(准确地说是唐诗)的德国诗人也不知道他。之所以把他们说到一起,是因为想到范金镛的花鸟画时,刚好读到庞德写阁楼的两句诗。事情就是这样,仅仅是视觉——阅读——感官的一次交汇,也可以说是二者意外的重合,由此构成一次不经意的轻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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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画师的画是适宜阁楼的——《闺阁之水》,一个少妇的挎包内藏着一本薄薄的线装书——这甚至是小说家向壁虚构的一个细节,他画的仕女也带有闺阁之气,和他钟情于蝴蝶、花鸟、草虫的情趣是一致的。土财主、官员、商贾、员外、士绅,甚至小康人家、帐房先生、教书匠、茶馆、客栈、酒肆、书斋、厢房、闺室、阆园、滕王阁、墨艳山房、闲云馆、四宝堂……都可以挂范金镛的作品,在感官与氛围上一点也不“违和”,这是他的生活的世俗性决定的。他的蝴蝶可以飞入众多窗牖,正如他画的鸟可以停留于众多的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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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的范金镛与素面朝天的八大山人正好相反。范金镛的工笔细腻入微,彩蝶、花鸟、仕女、锦鸡、人面桃花,他的一系列绘画语言难得不俗。八大山人的大写意,以黑计白,知白守黑,残山剩水,冷鱼孤鸟,傲岸的鹿,丑陋的孔雀和墨荷,又有着一些倦怠和不屑,粗头乱服却难掩倔犟的孤格与高标。也许二者不好互比,仅仅恰巧同处一地,同处一个朝代的头尾。八大山大的悲抑并没有取得一个范金镛的喜剧结尾,这是南昌都要承受的。在范金镛身上看不到八大山人的影子,仿佛他的蝴蝶、花鸟和仕女都是与世界达成的一种妥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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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于艺的蝴蝶,游于艺的花鸟,游于艺的草虫,游于艺的仕女和题句,不小心飞进了紫禁城,吓了他一跳,正要下跪请罪,却被老佛爷赏了一道金字招牌“范蝴蝶”。他的师承应来自李元婴“滕派蝶画”的路数,并没有小径开岔,而是直抵楼阁之帏。脂粉的蝴蝶在陡峭的飞翔中误入了一场大风,像摇摆不定的火焰,危险的一种形式。不稳定的平衡,抖动使色彩更加斑斓,仿佛蝶翼生出了眼睛,其危险的程度差一点就俗了。细致的笔触从八股文里释放岀来,眯起的眼睛能够看见薄翼内部隐藏的花纹和暗影。进士出身,一只黑色的凤凰潜伏在它的身体里,带着身份的焦虑,漫长等待的七品应诏,不如一张废纸,下辈子就绕着花飞,或者与花互换位置,微型的孔雀开屏,再尽情绽放不曾吐露的秘语。俗气的题诗如果不是遮掩为卖一个好价钱的套路,就是画廊老板的媚眼,只是不能堕落为烟灭的方式,一切都还未尽。在手臂和背部甚至腋下刺满纹身,蝴蝶的迷宫布局于每一寸皮肤。个人主义的诗风,光绪的知县喂不饱一只蝴蝶的胃——“芳草有情应识我,落花无语可怜伊。”(范金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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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世俗性的明艳是他的底色。他毋需用宗教的说辞和市井的伦理来辨护,他只是在绘事中延长了它的花期,甚至改变了它周期的规律,所有的桃之夭夭早在他之前就因美而负有薄幸的罪名。范金镛不避其讳而涉入险境,是会遭疑的。他使人对其画品的判断处于迟疑不决的暧昧——“省略已被时间削去价值的部分”,这对于一个辞职知县的评估,显然已超出了世俗的范畴,而被搁置于更高的、同样也是更抽象的层面——正如桃花的绽放指向世俗,而它的美指向更深的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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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仕女图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或许“身处闺阁的女子”有着男人的形貌,二十年没“出嫁”——二十岁的举人,二十七岁的进士,四十七岁的知县……近二十年的时间,挂了个礼部主事的虚衔,在南昌等待谒选——画师是男扮女装,而从镜子里打量娇媚的仪态,都是符合仕女标准的——蛾眉、凤眼、朱唇,玉臂上祖母绿的镯子,她的衣作肯定不是法国设计师的手笔,但轻快、舒适、松透,像一截夏天的河流。圆窗内撩开的帘幔,镜边的香粉,镜外的桃花,枝上成对翩翩舞蹈的鸟儿撩动得春心怦怦地跳动,为谁梳妆、为谁打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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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的世界,一个书生在书本上空负一生,他的辞赋功夫已沦为枯山水,在后院的厕所里被抽水马桶反复冲刷,又铺上了一层气息呛人的黑色柏油。桃苑中路正在进行污水分流工程改造,范画师的《桃苑仕女图》(江西省博物馆藏品)上,窗内美人对镜整理云鬓,面容娇俏;窗外桃花缠枝,燕子翻飞,暗香浮动。十分春色,桃花独占八分。这一抹粉红——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画与现实无法对称地等量齐观,推土机和铲车并非审美的反动,它是对仕女臆想的纠正和粗暴的推进。范金镛的毛笔,举人和进士,再推进到知县,只需一次马达的瞬间发动,不要等待二十年。阁楼的小窗会被马达的轰鸣和烟尘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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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镛与仕女的量子纠缠是注定的。桃树挖了,纸上还有桃李春风的存在与流量,私家的收藏力气是不可低估的,个体的记忆可能比正规的储存更顽固——哦!这女子,这颜色,要征服谁?铲车、推土机、火把、博物馆?粉色的园子,春色许人,春色负人,春色恼人,空有这仕女在笔下耐心地、细致地梳妆打扮。
梳妆——爱惜自己而尊重他者(视觉与感受)的行为,首先取决于自我审美的需要——美妆容,修美,洗炼。洗炼本身就带着一种自我的挑剔,剔除俗的渲染和气息,它是自律与自我完善的一种层次。
打扮——技术上的巧妙之道,色与艺,均匀地调置,光线和阴影的分布,气质的比重,粉与彩,都需要合成一致的悦目与感染效果——这个动作,这个姿态,画师用她这副样子在努力不懈地寻找买家和收藏者,而画出的人或仕女守着圆窗如一面圆镜,她从镜中端详自己,艳丽而能脱俗,虽并不轻松,却总有几分苛刻与暗喜的自恋。他者从窗口观摩她,如看见楚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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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慵为自己设置了楚门,如同一种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奇迹,生活在闺阁的女子是他的化身,没有谁能打开,他丢失了楚门的钥匙,只能被那个世界所收藏。楚门的世界是一个另类的展览馆,一种等待无望的命运而不自察。勘破背后是一种更深层的假象,早已被一层层设置好了,悠远无尽的镜子与窗口,像繁复的迷宫,重复不厌的行为方式已形成了审美的习惯谱系,约定俗成,不被违背。这工笔、这耐心,是匠人的肌肉记忆和锤炼造物,精美的线条如看不见的锁链,被他信手拈来,与钟表师在精密的瑞士表内拧紧一枚在感官上似乎不存在的螺丝,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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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的梳妆是所有仕女一体化的动作。镜子是好色的,她甘愿献出自身的好颜色,满足镜子的窥探。在仕女与镜子之外,只有圆口的窗户是第三者,它将仕女和镜子的契约出示给阁楼之外的画师。画师站在树枝上,这危险的悬置艺术,又被桃花出卖,更让好色的鸟儿群嘲,一脚踏空,也堕落到镜子的深渊。圆窗是画师的镜子,他看到了的自己是个精心打扮的仕女,工笔的流程,一丝不苟的细致,只是对着一面圆镜,仿佛被欺瞒的美和虚置的烂漫;镜子和窗户都是不存在的,假想的虚构的幻影,只有桃花在荒凉的遁园盛开。而窗外的起重机与吊车日夜轰鸣,路人在行色匆匆中衰老,金属般的天空下大海苍茫如幕,飞蝶与花朵对称于灰烬。谁还藏着一卷范金镛的仕女图,谁就像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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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女从镜子中看到的是自己,也是虚无,她以自己的妆容问候无尽而持久的虚无,另一头只有范金镛的沉默。而这一切让我或者利玛窦从阁楼的窗口看见——这种“看见”可能和另一种“看见”重叠,镜子——窗口——阁楼——“镀金的巴甫洛娃”(庞德)——无数个影子及其幻象的堆积或坠落。没有比镜象更深邃的哲学,它涵盖了不同时代生活中存在的黑洞——相传范金镛曾绘《百蝶图》进献慈禧太后,被慈禧赠雅号“范蝴蝶”,也是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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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镛的花鸟不是为明灭与飞舞存在的,他将短暂的幻象转化为花鸟的“不在之在”,世俗的意象里有烟火和花园的气息,他就不必去楼下打酒,为一角钱讨价还价,还失去了往昔的一团和气与醉意。为什么不可以向肉香和阁楼接近一些,用一纸繁华抵消午后的清冷与幽寂,给墙壁一个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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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肖像,看上去像个阴郁的算命师,吸二手尼古丁的家伙,县城里的那种,又具有异邦的轮廓,近似于木刻印刷的利玛窦神父——在肮脏和陌生的巷落转悠,如同沦陷于记忆的迷宫,对于自己的命运,一脸灰暗与无奈,傩面的表情。
一个画工笔设色花鸟、仕女的人却有一副严肃而灰寂的面孔。从额头到漫长的鼻子,下坠到唇部与下巴,每一处都仿佛落满灰尘般暗影的楼梯。另一边有一个阳台,上面两个女人在晾被单,碎花的影子,与他无关的粉蝶,贪欢的厌弃与浆洗过的气味,足以影响他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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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光的飘浮片段,他的瞬间放松,经过一段街巷,隐约和崩脆的声音,生硬而僵涩,把一些事物推远。模糊的画面,狗的狂吠,无理的门砰的一声关上,像放了一个意外的鞭炮;世俗的鸟鸣,持续的幽灵般的对话,不被打断;刷马桶的声音,光的明暗两面,在盖子上交替出现;手上的水,湿意和竹丝扎的刷子——晚清的消失缓慢而颓废,民间的日常就是剪纸般删除多余部分,留下的更琐碎、更细小、微不足道,这就是卑微的生活本身。
侧影的后退,已提前挪出了空位,辞职、内退、下海、自谋生计的手段一再遭到内心的质疑,再后退一步,就是工笔——缠绕的线和游离不定的设色,都需用静气镇定下来,才能换取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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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事的工笔或许比率性的写意更卑微——它既是对生活的屈从,又是对个性和酒的出卖,范金镛的蝴蝶向何处去,都是纸的,在一张脸色的表情内反复与折叠。
他就是一个会画点画、写点诗的老头,手艺性的画名甚至掩盖了他的诗,我一句也记不住。写诗和画画在现实层面更多地属于业余部分——有的人专业是政客、杀猪的、开染坊或做豆腐的,当二手货的出卖者更驾轻就熟,至于绘事与诗,仅是秘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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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故意把他选出来,因为没有人指正他,一种舒服的讨巧使他的画代表不了他的时代(没落与奄奄一息的下降的暮色之重)——他并没有被它选中,也就毋需做出力所不逮的承担。之所以遇见(包括利玛窦的影子,记忆从来就不可靠,它像蝴蝶和火焰一样闪烁不定,充满了改写和遗忘),范金镛式的语气、文字的邂逅,仅仅在纸上——这平面而局促的属性,书写的本能和惯技,不被察觉的偶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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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折的阁楼,滕王阁下的画廓任何一个橱窗的装饰品,一种互置的交谈——利玛窦和我,也许是同一个人的相互拜访——豫章的旧阁楼或茶坊,不同时代交混的气息和颜色,一些旧画和漫漶的句子,交岔的梦境,蝴蝶式的穿梭,虫洞的置换机,从李元婴至范金镛,唐伯虎和仇英的仕女图,喂养的好颜色,桃苑的阁楼没有倒下,一只勺子,不锈钢的制造物……等同于一个词语——事实上在那些阁楼里闻名遐迩的书画名人和他们在纸上制造的幻象一样,几乎难逃过眼云烟的命运,这是我和利玛窦神父在交谈中不得不承认的,某种事物无一例外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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