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思孝《土广寸木》中的乡土人情探析
陈晓娟
在中国文学的广阔天地中,乡土文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反映农村生活、探索农民心灵世界的重要载体。魏思孝的《土广寸木》作为乡土文学的一部力作,以其细腻的笔触、深刻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情感表达展现了乡村生活的复杂面貌。全书分为两个部分,上部为短篇集《局部》,下部《一年》以时间为序,上下两部采用不同叙事风格,共同构建多元乡村世界,生动地再现了乡村社会的真实面貌与情感状态。本文旨在通过对作品中人与土地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具体解读来探析《土广寸木》中的乡土人情,并由此揭示出该部小说所书写的乡土人情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新变化。
一、安身立命的土地情结
在乡土文学中,土地情结指的是人类内心深处对于家乡故土的一种强烈的怀念、依恋之情,它源于农耕文明下人与土地之间形成的紧密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承载的文化、情感和社会价值。这种情结的延续在《土广寸木》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和表达,书中再现了这些人物的真实心态,深刻体现了农民对“安身立命”之本的依恋。这种依恋,既是物质生存的依赖,也是精神寄托的所在。然而,随着现代性的冲击,土地的传统意义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农民们一方面坚守着对土地的深厚情感,视之为生命的根基;另一方面,“农活并不需要你思前想后”,他们又不得不面对机械化农作带来的思想束缚,以及对新事物、新观念的排斥与逃避。
《土广寸木》始终关注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被赋予了深厚的情感色彩,形成了独特的“桑梓情谊”。小说中,农民们的生活与土地紧密相连,他们不仅从土地中获取生活资料和经济来源,更在土地上寄托了自己的情感和希望。辛留村的村民即使心里清楚,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种地的确没有账可算”,但仍然“基于对土地的尊重,觉得有地不种任其荒废有些可惜”。基于我国的自耕农传统,土地历来和农民的生存结合在一起,有了土地便有了生命可在此繁衍生息的空间领域。这片脚下的土地生于大自然,而在特定的时空里,独属于他们。他们能正视时代的变迁对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也深知这种“看天吃饭的年头”农业的不稳定性,但仍然不忍心看到土地荒废。这是村民们对世代赖以生存的“根”的坚守,无论时代洪流如何席卷着世间生灵,无论他们在生存的修罗场上胜败如何,这方土地永远是他们安全感的来源和最后坚实的依靠。土地既是他们精神家园的寄托处,又是他们背后一双无形的推手,使他们充满底气地迈向色彩斑斓的新世界。因此,土地一直作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而存在着,对于村民来说,广阔的“天”和“地”就是他们的栖息之所,是无边的,是宽容的,是宏阔的,拥抱着生存在这里的祖祖辈辈的人们。
同时,根深蒂固的土地情结也成了村民们固步自封和尝试新事物的阻碍。比如针对作品中煤矿井发生事故,导致工人全部遇难这件事,老张说“还是种地好,累是累点,但是安全”以及“不如老实在家里种地”的保守观念。再如冯爱月要去南京儿子家过年,在与付英华的闲聊中表示“去哪里也不如待在家里”;同时,“去一趟,好几天歇不过来”的自我宽慰也体现了农民在跳出舒适圈、接触自己陌生领域时的警惕心态和精神疲乏。当冯爱月一想到去南京会住到楼房里去,就会产生“一想着去南京,我就头疼,连个人都不认识,憋在屋里,闷死个人”的生理局促和面对未知的惶恐;这种有意逃避的心态,反映了在现代社会转型中,个体身份认同的困惑与挣扎。正是有“土地”还可以作为他们赖以栖身的最后园地,才成为他们在面对新事物时产生踌躇心理甚至坚决排斥的说辞。
二、乡村亲情的独特表达
在魏思孝的《土广寸木》中,乡村亲情的独特表达方式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学内涵,尤其是通过“我”与老付之间日常拌嘴却饱含深情的对话,展现了乡村人委婉含蓄的情感交流方式。中国乡土文学历来注重描绘乡村社会的真实面貌与情感状态。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1]理论,揭示了乡村社会中人际关系以自我为中心、向外推展的特点。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情感的表达往往不是直截了当的,而是需要通过一系列微妙的行为和语言来传递。在“北风呼啸,晶莹的雪花铺面而来”的季节,当“我”和岳光喜因采访驱车回家时,老付抱怨道:“这么冷的天,非要回来干啥”,但紧接着又心疼“我”着凉,催促道“快挨着暖气片暖和下”。同时,家里已经摆满的一盖垫水饺也能够看出“老付”对于“我”回家是非常高兴和重视的,但又担心“我”在极冷天气一路奔波会生病,这种拧巴心态体现的是一位质朴的母亲对儿子的关爱。老付的验血结果出来后,她表示自己本来就没什么大问题,白白浪费了六七百块钱。“我”回怼老付“你尽在这里胡说八道”。魏思孝笔下的“我”与老付之间的拌嘴,正是这种差序格局下情感含蓄表达的生动体现。他们之间的对话,虽看似争吵,实则蕴含着深厚的母子情谊,这种情感的传递方式,正是乡土社会中人际关系复杂性与情感细腻性的反映。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尤其是其关于“防御机制”的论述,为理解乡村亲情表达的含蓄性提供了另一视角。“我”与老付之间的拌嘴,可以视为一种情感上的“反向形成”[2](reaction formation),即个体在面对强烈的情感时,采取与其内心真实感受相反的行为或态度来表达自己。老付作为一个单亲母亲,“我”就是她在世间唯一的依靠,当“我”因为种种原因不在村里时,无论是出于孤独情绪还是亲情使然,她都发自内心地盼望着“我”回家。当我真正回到家里时,老付虽然心里是欣喜的,却心口不一地说道:“我要是自己能干,不用你这死害,好几天不回来,啥也不管,这不是你的家了。”听到这里,“我”也没有丝毫生气,心照不宣地明白老付是怪“我”这几天没在家陪着她。基于割不断的血浓于水的亲情,“我”每次都能巧妙识破老付的刀子嘴豆腐心。这种反向形成的防御机制,既是对内心情感的保护,也是乡村人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寻求情感平衡的一种方式。通过拌嘴,他们实际上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着对彼此的关心和爱意,这种情感的传递方式虽然含蓄,却更加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乡土社会中特有的情感构建模式。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乡村中这种以反话或骂的形式表达关心的话语,实则是读者(或说接受者)在解读文本时,需要跨越的一种“审美距离”。这种距离,并非简单的字面意思与深层含义的差距,而是乡村文化背景下特有的情感交流方式,它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文化前理解”[3],即对于乡村情感表达习惯的熟悉与理解。接受美学强调作品的意义是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生成的,而《土广寸木》中“我”与老付的日常对话,正是这种接受过程的生动体现。读者在解读这些对话时,会不自觉地运用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情感经验,去填补对话中的“空白”和“不确定性”,从而感受到母子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这种情感的传达,虽未直接言明,却通过含蓄的方式,让读者在共鸣中体会到了乡村情感的独特魅力。并且,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4],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密且复杂,情感的表达往往不需要过多的言语,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甚至是一句反话,都能传达出深厚的情感。在《土广寸木》中,“我”与老付的日常拌嘴,正是这种“熟人社会”中情感表达方式的真实写照,它们不仅体现了母子之间的亲密无间,也揭示了乡土社会中情感交流的独特性和深刻性。
魏思孝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乡村独特的亲情表达方式,其中“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心理补偿现象也是一个重要的体现。这一现象不仅是对逝去亲情的深切缅怀,更是乡村社会中个体面对无法逆转的生命流逝时,所采取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旨在缓解内心的愧疚与痛楚。个体在面对无法接受的现实时,会运用各种心理防御机制来保护自己,其中就包括“情感补偿”。《馒头》一章中,“残疾夫妻”刘长生和李兰香是名副其实的留守老人,他们的独子刘亮四肢健全,却因成为了国企职工的倒插门女婿而常年不回家,导致刘长生感到孤独时,只能“以抚摸儿孙的相片来缓解难挨的思念”。李兰香为儿子一家精心缝制的龙凤呈祥的新棉被,直到盖在了刘长生冰冷的尸体上,都没有先等来它真正的主人。在刘长生下葬那天,刘亮把父亲的骨灰盒放进墓穴,盖上瓷板后又严丝合缝地合上沉重的大理石,“这是刘亮对父亲最有耐心的时刻,不顾一旁的妻儿已被冻麻”。在这一刻,刘长生用死亡成功地换来了来自于儿子迟来且短暂的亲情;《酒》一章中,卫东超在和好友的聚会中想起了自己已经去世的父亲,而他只能瘫坐在沙发上叹口长气,以表达对父亲的思念,正如“十余年来,他对父亲的怀念,也是有不经意间的叹气组成。父亲已经和无能为力的叹气画为等号”;每到清明节,辛留村的墓园就会有村民拿着黄纸和贡品进进出出,冒出一股股浓烟的“天国银行”焚烧炉成为了关于墓园的独特意象。当子女意识到错过了孝敬父母的机会,内心充满了无法弥补的遗憾与愧疚时,他们往往会通过回忆、讲述、甚至通过某种仪式化的行为(如祭祀、修缮祖坟等)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与慰藉。这种情感补偿不仅减轻了内心的痛苦,还强化了家庭成员间的情感纽带,以及整个乡村社会的心理认同感。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情感与伦理密不可分。《礼记·中庸》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5]这强调了情感的节制与和谐。“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情感表达,虽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却也体现了乡村人对伦理道德的坚守与敬畏。子女们通过心理补偿的方式,既是对逝去亲人的怀念,也是对孝道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在丰富乡村社会的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增强了人们的道德自觉与责任感。因此,这种心理补偿现象,不仅是乡村社会对于亲情的独特表达方式,也是人类面对生命无常时普遍的心理反应。通过这一现象,魏思孝不仅展现了乡村社会的深厚情感与伦理道德,也揭示了人类共有的心理防御机制与亲情需求,以及这一现象的文化内涵与社会意义。
三、社群认同下的邻里之情
《土广寸木》中的乡村习俗与人情世故的细腻描绘不仅展现了一幅生动的乡村生活画卷,更深刻地揭示了乡村社会中社群认同的强化过程以及社群认同之下的邻里之情。这一现象与西方社会学中的“社群认同”理论以及中国乡土文学理论家的观点不谋而合,共同构成了对乡村社会独特文化现象的深刻剖析。社群认同,作为西方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强调个体在特定社群中通过共享的文化、信仰、习俗等形成的归属感和自我价值的认同。在《土广寸木》中,这种社群认同的体现尤为显著。村民们通过共同遵循的乡村习俗,如婚丧嫁娶的仪式、节日庆典的举办、农事生产的协作等,不仅强化了彼此之间的联系,更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对乡村社会的深厚情感认同。如作品中在农忙丰收时节,孤家寡人的刘祥都会来“我”家帮忙,并且为表达感谢,按照惯例,“我”都会请他吃饭;种上玉米后半个月没下过一点雨,于是王忠合从镇上借来洒水车,家家户户按照顺序有条不紊地浇地;“我”的堂伯、伯母相继去世后,在这两场葬礼中,“我”二十多天内见到许多年没见的堂姐两次。“在葬礼肃穆且沉痛的气氛下,我和堂姐并没有说过一句话,作为近亲,对双方的出现毫不意外,只是漠然为丧事准备。”并且,借这两次葬礼,我见到了自从他们结婚以来就再也没加过的姐夫——老罗。或远或近的亲人在这肃穆悲痛的场面中团聚,又因一同被亲人去世的低沉情绪笼罩,在心理感受和情绪体验方面进一步把这个大家族紧紧地凝聚起来,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此刻处在特定场合中的社群认同。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礼俗秩序”理论与“社群认同”有异曲同工之妙。费孝通认为,乡村社会中的习俗是维系社会稳定、促进心理认同的重要因素。这些乡村习俗不仅规范了村民的行为方式,更在精神层面构建了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小说中提到的这些婚丧嫁娶等仪式,不仅是个人或家庭的大事,更是整个乡村社会共同参与的重要活动。这些仪式通过固定的程序和符号,强化了村民之间的情感联系,加深了他们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土广寸木》中,人情世故的描绘同样精彩纷呈。小说中的付英华和冯爱月前后脚嫁到辛留村,两对夫妻在入冬后地里没活时,“守着土炉子嗑生的葵花籽”,经常聚在一起聊家长里短,尤其是付英华和冯爱月你一言我一语,“这么说下来,能聊两三个小时”。在得知冯爱月要去南京和儿子过年时,付英华“找出塑料袋,装进几十张煎饼”,让冯爱月带到南京吃。后来冯爱月去了南京,聊天的方式从围着炉子嗑生葵花籽变成了隔着电话分享日常,在互相的调侃中传达思念,“说完,两个人哈哈大笑”。这些村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帮助、串门聊天、聚餐聚会等,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实则构成了乡村社会的血肉和灵魂。这些看似简单的互动,不仅满足了村民们的社交需求,更在无形中强化了他们的心理认同感。正如社会学中的“看”与“被看”理论所言,村民们在相互观察和评价中,形成了对自我和他人的认知,进而强化了对整个社群的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土广寸木》并没有回避现代性对乡村社会的冲击。随着时代的变迁,乡村社会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习俗和人情世故仍然顽强地存在着,继续发挥着维系社群认同的重要作用。小说中的村民们,在面对现代性的冲击时,既表现出了对传统习俗的坚守,也展现出了对新事物的接纳和适应。这种矛盾而复杂的心态,正是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心理写照。《土广寸木》通过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展现了乡村社会中社群认同的强化过程。乡村习俗和人情世故作为维系邻里之情的重要因素,不仅丰富了乡村的文化内涵,更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虽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变革,但社群认同的力量仍然强大而持久。这不仅是对乡村社会独特文化现象的深刻揭示,更是对生活在乡村之中的人们情感世界的深刻思考。
四、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乡土人情
在以往大部分乡土文学作品中,对于乡土人情的书写一般指的是特定地区乡村之中的一些亘古不变的人情世故和乡风乡俗。然而,随着进入新时代以来,现代化变迁中一些“新”的因素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乡土人情”的内涵。魏思孝的《土广寸木》显然是一部在结构和写法上都追求新异的现实主义力作,通过写实的手法展现新时代乡村风貌,以“在场”的代入视角真实、大胆、毫不避讳地揭示乡村一隅中藏匿的幽暗之处,但作者的真实意图是要在直接还原村庄生活的同时,本着照明“历史的暗处”的初心来投射乡土人情的延续和嬗变。此时的“乡土人情”,指的是在历代相对稳固的农民情感状态中,受到现代化浪潮的冲击而发生变化的村民们的精神思想现状,随着时代新元素与新事物的不断涌现,演化出的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新型乡土人情。
上文中,通过“人与土地”和“人与人”两方面对《土广寸木》乡土人情的分析也能够有所体现。首先是土地情结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在现代化背景下,农民对土地的情感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他们依然保持着对土地的深厚依恋,将其视为生命之根和精神寄托;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面对土地收益下降、机械化农作带来的思想束缚等现实问题。这种复杂性与矛盾性,使得新乡土人情中的土地情结呈现出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其次还体现在对于乡村情感表达方式的含蓄性与多样性。亲情在新乡土人情中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其表达方式在沿袭传统含蓄性的基础上更加多样。一是通过日常拌嘴、反向形成等防御机制,乡村人委婉地表达着对彼此的关心和爱意。二是面对现代化的冲击,小说中的一些年轻人避免不了要远离故土到城市中去,在亲人去世后,他们采取的心理补偿现象是在面对当下生存和遵守孝道两难时做出的精神调适。同时,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邻里之间的情感也跨越了时空限制,以电话、视频通话等方式得以延续和强化。并且,与一起坚守乡村的传统社群模式相比,村民们因种种原因聚少离多成为了社会快速发展的表征,但正是因为共同面对着传统乡村社会的稳定性受到冲击的现状,村民们越发重视乡村习俗、节日庆典、农事生产协作等活动,这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强化了对乡村社会的深厚情感认同。因此从这一方面来看,现代性也为乡村社群认同提供了新的元素和动力。这种新乡土人情,是在乡村古老文化传统与现代乡村建设碰撞的过程中,农民群体与历史变迁持续磨合后,所形成的一种既坚守“根源”又与新因素和解的生存策略。它没有把乡村中固有的人情世故和随着现代化发展而产生的精神抵抗放在二元对立的状态,而是在关注乡土人情的淳朴性、地域性、传统性甚至暴露国民劣根性的同时,又把农民的情感变化与城市“新”因素结合在一起,以此来展现在时代发展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个体对传统乡土人情的延续,以及在延续中衍生出了具有现代化特质的精神世界、生命哲学和情感认知。
综上,《土广寸木》中新乡土人情的书写不仅是对传统乡土人情的延续,更是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农民群体情感状态与精神面貌的生动写照。农民对土地的情感、对亲情的表达、对邻里关系的维系,都呈现出一种既传统又现代,既矛盾又统一的复杂状态。这种复杂性的展现,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心理变化与生存策略。其次,还体现了对乡村社会变革的深刻反思。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乡村社会的稳定性受到冲击,传统社群模式逐渐瓦解,但乡村习俗、节日庆典等文化活动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发挥着维系社群认同的重要作用。这种变革与坚守的并存,也为思考乡村社会未来发展提供了多元的视角。
注释:
[1]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2] 〔美〕韦恩·韦登:《心理学导论》,高定国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371页。
[3] 陈大亮:《文学翻译的境界:译意·译味·译境》,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1页。
[4] 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5] 王守仁:《传习录》,李半知校注,贵州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0页。
(责任编辑:李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