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头马的游戏或风格
不流
像一块海水上拱起一卷长浪,我们被它吸引,去观看它的形貌和动态,仿佛处处都突出于海、不同于海,但它最终还是海水的一部分,回归海中。
阅读《赛洛西滨25》就是这样一种感受。现实世界如同共识的海,一群人被海体的赛洛西滨力量拱起,成为世界的一道细浪,散发着启发的意味,仿佛在告诉我们什么神秘的知识或真相,以隐喻的方式。但故事的无数细节,以及那个暧昧不详的叙述者又在反复提醒着我们,你可以不相信,你不要相信,即便它看起来轮廓清晰,但它仍然是现实的一部分而已。
假如我们从高空观看,那么海面是平的,没有浪褶——因为遥远的距离让褶皱消失了、细节不在了,对世界的认识便简单、大块、乏味。《赛洛西滨25》以想象力拉近这个距离,一方面是通过故事拉近我们观看的距离,一方面通过叙事力,让现实隆起这道可被观看的浪体。
在技术的日常化里,过多的信息灌入普遍的个体经验中,如同空气涌入气球,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力被快速稀释了,恐惧、愤怒、怀疑、憎恨和爱等,所有情感都变得越发短促、无效,记忆变得越来越细碎,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能吸引我们,深刻本身也没有了吸引力。越来越多的技术似乎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看清世界,但为什么世界越发令人难以理解?
从这个角度来说,故事越发重要。或者更确切地说,叙事(的方法)更加重要。
将《赛洛西滨25》和《释“赝人”》所叙的主体对象摊平来说,仍是并无波澜的俗常世界和人群。《释“赝人”》对这个虚设的“赝人”摇摆不定的描述,并不在意于真的定义出“一种”人,小说在提出它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解散它,让它落回到人去。在这个有趣的张力之中,叙述者/作者处于一种外在的状态里,他既在指认一个让你觉得很有道理的事实,又在你即将相信它的时候,使其与日常的人回融在一起,好像,他并不想指认什么。这个叙述者/作者到底要干什么?
在博尔赫斯《小径分叉的花园》里,《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设定覆盖整个世界的世界,《〈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设定覆盖塞万提斯的梅纳尔,《通天塔图书馆》设定覆盖字母所有排列的图书馆,《环形废墟》设定梦中人覆盖梦者的回环,《赫伯特·奎因作品分析》设定覆盖推理小说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设定覆盖所有人生的花园。博尔赫斯通过“设定”并“相信”这个设定的内在语调,完成一种自信的智性的虚构写作,与之相比,大头马却是通过“设定”并“不承认”这个设定的外在语调,完成一种“不自信”的智性写作。
“不自信”实际上是一种旁观者的属性。与博尔赫斯完全不同的地方正在于此——博尔赫斯不进入日常之中,大头马始终跳跃在日常之中,前者是均质的想象,后者是具体的想象。饲养动物、驾驶网约车、侦破案件、在南极跑步、待在阿姆斯特丹的河边,跳跃,意味着进入并离开,不停留也不属于任何一个身份或时空,只是一个感知体,这种临时性,持续的临时性,已经是大头马小说写作的一种真正独具一格的气息——身份扮演——一种游戏化的虚构,并且毫不掩饰这种游戏性的不可靠。
一个不可靠的小说家,对于小说来说,是一种可靠的身份:你只知道她会继续变化,但不能预料她会变化成什么,游戏的规则,只是“变化”和“具体”。
具体,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性质,那大头马的小说就不会具有超越“寓言”的文学性,就会成为通俗的幻想故事或现实故事的寓言化、教益化的文本。《赛洛西滨25》不在意让我们相信致幻剂的隐秘历史,《释“赝人”》也不在意让我们认为“赝人”只是一个喻体,它们展示了世界的某种“可能”和这种“可能”的可有可无,但对于小说来说,大头马的这种在切入和离开之间的语态,成为了一种风格。
从这个角度来说,《明日方舟》显得刻意了一些。故事的完整性趋势更强,这让叙述的目的性或者负担性更强了,在当下——那场灾难的时空半径之内——我们对《明日方舟》所指的事件原型的感知过于具体,这个具体也过于沉暗,使得科学狂人的故事没有足够的力量挣脱出这个半径,成为这个语境下较为乏力的理想故事,这篇小说也提示了大头马“旁观的”写作的一个不足之处——在男性人物(印象中大头马大部分小说的主视角是男性)于家庭和世俗情感中的内部情状的描写,是不够具体和准确的,人物趋于概念化,外在的身世故事的张力不足以覆盖其在这个确知领域的扁平,这一点,也是大头马小说创作较为持续的一个问题。《明日方舟》当然有其启示或反思的价值,但是,作为小说家自身来说,这种依附于事件的外在价值并不能作为文本内在密度的替代品。这样的问题在《赛洛西滨25》和《释“赝人”》不明显(但不是说它不存在)的原因,在于叙述的语调的不同——后两者总体上是一种散文化的语调,以及群像式的统写,在具体化有时空长度的人物的需求上,并不明显。
所以,我们往往记不住大头马小说的具体人物,但非常容易记住这些小说是大头马写的。也即,她明晰的风格。
《全语言透镜》与《幻听音乐史》,则呈现了另一种才能——想象力与执行想象力的耐心。两篇小说在时空质地上与《赛洛西滨25》和《释“赝人”》相比,距离现实更远,设定感更强。这进一步缓和了我们对具体人物的主观需求,而更关注博尔赫斯式的设定小说的魅力,即想象力。《幻听音乐史》与聚斯金德《香水》的相似之处是,两者都假想了人的某种感官的异化,再演绎这种异化带来的与现实世界的结构张力和冲突。所不同的是,《香水》是减少一种感觉以减成一种“艺术”(香味的艺术),《幻听音乐史》是增加一种感觉以增出一种“艺术”(音乐的艺术)。以一个细小的规则改变,来重新推演一种世界关系,从构思到实施,是一项需要非常缜密的思维和极其耐心的推论的工作,因为这里面处处都是漏风孔,处处都容易失足、露出马脚。《幻听音乐史》非常成功地做到了,在阅读的时候,我捏着汗,总是担心这个推演会遇到逻辑上的障碍而显得不可信,但是大头马的思维如此敏捷,你可以在文句之间的坠落倾向里反复被重新托起,重新回到那轻盈奇妙的叙述中去,书中的折页乐谱实在是光彩夺目,像呈在陪审团面前不容置疑的证据一样,证明着虚构具有无可反驳的真实性——小说实现了这种“发现”——让人钦佩的才能。
《全语言透镜》携带着特德·姜的语言学科幻小说的诗意,扑面而来。在这篇小说里,时空的距离和异域风情的场景,让现实的具象阻碍彻底消失,大头马登上了也许对于她来说最好的舞台,完全演绎了智性写作和幻想小说的魅力,想象力在符号化但因符号化而贴切的人与事物之中撑满了张力,给人带来畅快,让人佩服。小说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模拟游戏,小说的构成性的规律远远不止于故事的模式那么简单,所以,《全语言透镜》这样一个“吉普赛式”的故事本身的模式并不新鲜,但我们何尝需要特德·姜《巴别塔》和《炼金术士之门》给我们一个新鲜的模式呢?不需要,我们需要的就是对这个经典的、传统的模式的再次调用,并在其中再一次展示新的世界景象——而这篇小说充分地做到了,它完全可以与特德·姜的小说媲美。
虽然我不耐烦于“小说应该先讲好故事”这个过时的论调,但其实不是对故事不耐烦,而是太多的当代写作将故事当作安全屋,寄居于现实琐细泄露的、简单的修辞性的意味里自我感动,雕琢其懒惰的墓志铭。多么空洞和没有想象力的头脑,才会举俗常的乏味作艺术和写作的意义?有能力和有自觉的小说作者,不会也不应该安分于此,当小说本身的叙述逻辑已然确立无疑的时候,故事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而已。
《国王的游戏》的故事便是如此成立的,它优于《明日方舟》的地方在于,故事不需要刻意去编造和完成,你只需要完成“背叛”和“影射”这样的结构就可以了。中世纪氛围的场景与小说中的低科技未来景象完美融合,影射现实权谋和人性的背叛剧成为一出经典的剧目。得益于电子游戏和大头马对游戏的切实体验(又一次扮演然后抽离),写作以一种游戏般的方式,在共识、共情、共想的读写关系之间,沉着恰当地推动,一篇“沉浸式小说”,让我再次折服于这个敏锐、敏捷和耐心的作者。
从八年前的《谋杀电视机》,我直接跳到了《国王的游戏》,这种距离让大头马小说写作的“变与不变”在我的印象中显现得非常清晰,并且,变的是巨大的进步,不变的是她写作的自由性——以及,自由的大头马逐渐成为一个具有风格的作家。
(责任编辑:李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