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期  
      实力
昼夜
汪逸阳

昼夜

汪逸阳

那天,我们坐在长椅上,等着烟花在湖对岸的天空炸开。

  街上好久没有车开过,四下无人,偶尔有鸟叫,远在城市上空。我和希希躲在路灯昏黄的光下,像两尾鱼藏在水丛,夜是很坚实的堡垒。

  换上几年前,我的脚下,肯定细细堆起一层烟灰,口袋里一捧湿润的烟头。现在我和希希坐在冰冷的石凳上,透过草树的缝隙,能看见猫的黑色剪影溜过视野,地面干净,空气透彻。那天没什么月亮,云层很厚,除开灯下的小世界,万物只剩轮廓。没有抽烟的念头,实际上已经很久没抽过,希希也是。大衣的口袋以前常常装着一盒烟,上一次穿这件大衣是去年,那时候买一盒烟揣进大衣里,管不到第二天。或许现在口袋里还备着没抽完的,但我不想去确认。脑子清亮,并不紧张,食欲旺盛,手不再发抖,干燥有力,可以拿起笔写字,做一桌菜,足够养活自己;摸过身边人的脸,指尖不再麻木,触感细腻而真实,像刚拿出冰箱的苹果,我对希希说,那是冬天。这样的时候没有什么在生长和经历,在缺失月亮的夜晚,树的枝叶连同深埋地下的根系都在街头凝滞,红灯无意义地闪烁,甲板上空空荡荡,江水流过眼前,如同不知来去的黑云。

  八年前,高中师生聚会,在宴会上遇到希希。在得宽路的酒店,前身是一家汽水厂,外墙上隐约还有“生产安全”四个大字的残余,水泥抹掉了大半,立了个架子,摆上假花假藤勉强遮掩,干枯如同纸页。我去聚会,不是因为有什么旧日情分,只是好奇,迎来送往间知悉各自的前途和愿景,在脑海中按印象里的性格和资质分门别类,私下里验证偏见、总结规律,像在撰写一本人类学研究笔记。所以我并不是希希说的那样,是“早有预谋”,只是好奇。那天第一次见到她,希希的头发很自然地散在肩上,穿着很普通的衬衫和牛仔裤,竟然有几分洒脱;在脑海中苦苦寻觅,翻不到半点零星的印象,问身边人也都不记得。我确信之前的学生生活中不曾有希希这号人,后来知道她那会儿刚从国外回来,我也只能当是几年的大学时光让她焕然一新,变化太大,以至于没人认出来。

  桌上大家很热闹,推杯换盏,我恪守不碰酒的原则一一谢绝,只顾着胡吃海塞。希希也不属于精于人情的那拨人,话到嘴边能咽下去绝不说出口,一整晚都没什么言语。酒过三巡,桌上一片狼藉,她向众人告辞,我也找个由头跑出来,想送希希上的士,陪着她站在路边一根接一根抽烟,递上去一支,她摆摆手说戒了。希希问我抽烟太多是不是心事重,我说不是,只是无聊。她说无聊的人大多无趣,我说那我要做个有趣的人,这是我和她说的第一句话。回家路上把抽剩的半盒利群丢了,半年没吸过。其实那天我只是紧张,手心出了不少汗,以至于一直捏着纸巾,有人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只能尴尬地点点头。回到家里吐出长长一口气,握着电话犹豫了十几分钟,坐到双腿发麻,想着要么今天我废在这,要么以后跟希希老死不相往来,不过如此。给她拨过去,等了两分钟没接通,我瘫倒在沙发上想着算了,就这样吧,电话却突然通了,希希抱歉地说她刚刚从浴室出来,我说没事,明天要不要出来一块吃顿晚饭?希希说行。遇见她是在夏天,那年秋天没到,我们顺理成章地在一起。

  那时候经常散步,有时在城市公园,两千平方米大一片草坪,希希嫌太空旷,我提议去城里几个咖啡馆打巡回,希希说太俗气,为此失去方向和目的,一路很少停留。希希在纽约学的粒子物理,中英夹杂,不说人话,我看过不少科幻小说,靠着三板斧(原来如此、这样啊、为什么)也有话说。希希知道我不在晚上睡觉,陪着我四处游荡,如此有时候能从傍晚走到天明,所以常到不熟悉的地方,发现迷路的时候已晚,索性一头扎进城市的路网,偶然发现偌大公园的僻静一角。

  这里紧贴着湖畔的一座园子,早些年是某位富商的居所,从深山里挖来不少老树名草种在这里,立起一道屏障遮住这座宝墅,保养得当。年岁久了,这些草树甚至蔓延过了园子的铁网。后来富商不知为什么销声匿迹,草树在这荒废了好几年,沿着阶岸的缝隙疯长,到我和希希发现这里时,已经是一片森然的小世界,看不见半点巴洛克风的大理石柱,只露出点铁艺栏杆秀丽的纹饰,融进一旁樟树树干黢黑粗糙的皮肤里。湖畔的路头被几丛草木生生切断,恰好围作一个半圆,绿得让人不知何往。晚上来只见得到路灯被截断的光影,浮在草木上,我和希希顺着猫道溜进去,只有一个平凳,被杂草的绿衬得有股幽幽的白,在那处秘境安然如同孤岛。四周的草树大有要征服这顽石的态势,我和希希拂去草叶和尘土坐下,如此给草木下了降书。

  几年后,我又在这里遇到希希的时候,旁边的园子已经被拆了大半。五年前新来的领导说要改建,修一座新的美术馆,放些什么艺术品,可我记得小城里没有什么名家。派头倒是很足,馆前摆着的门头,木质结构,榫卯相连,曲线大气流畅,檐角以一种绰约的风度翘起,营造出烟雾层叠的气象,却放在简欧风格的大门上,苍白的外立面写着“中西合璧”四个浓墨重彩的大字。我知道这肯定是从徽州乡里拆来的深宅大院的门面,被落魄的世家子拆下卖去,又或者只是有钱人的藏品,放进美术馆里。改建第一年,为了美观,修剪掉园子大部分杂乱的草树,又美其名曰环保,在第二年说要把老树运回山里,只留下一些不够好看的,我想又是放进其他人的园子里。如此拆拆修修到第五年还没改完,拖到下一任领导班子来市里,不愿意再填这个无底洞,“改园计划”彻底烂尾,只留下那座不知几个百年的门头,在以前摆照妖镜的位置,挂着个“××市美术馆”的霓虹招牌。

  只是这处园外之园还在,这里的草树远在改建权力的范围之外,那棵樟树也因太过高大而幸免于难。阶岸的缝隙朝着远处蔓延去,草木紧随其步伐,反而比以前还要森然。多了不少拖家带口的猫,应该是园子破落了,出来找个栖身之所。有时候石凳被贪凉的猫霸占,它们的身体像是水做的,稍微胖点的猫露着肚皮躺在平椅上,像一张厚毛毯。我只好把它抱下,过一会又爬上来,拿脚踹我催我下去。来回几次我俩都累了,我分出一半屁股,它侧身睡去,算是签了停战书。那几年我时常给市里的报刊杂志写点东西,散文、诗之类的,不堪入目,当然稿费也少得可怜,写作只是为了让自己晚上有事干。有一天我想着给身边的猫写篇小说,一万来字那种,就当是给它立传,小说的开头是这样的:

  

  这只橘猫有一天把冰箱里所有的压缩饼干都塞进箱子,跟老板说它要出趟远门。老板问它:“你要去哪?”橘猫说:“英国,我是从英国来的。”老板说它要是走了就别回来了,橘猫说好,那我就不回来。那天傍晚,它开车去便利店里买了一份照烧鸡肉丸,温了碗牛奶慢慢吃掉,兜里不剩什么。它问店员,压缩饼干能换鱼罐头吗?店员说,不能,鱼罐头是给人吃的。橘猫又说,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叫英国,你知道那地方怎么走吗?店员淡淡地说,英国在西边。橘猫很感激地说了声谢谢,上了车。还有满满一箱压缩饼干,车里还有油,我还有大把时间,只要往西开就能去英国,生活真是美妙极了,它这么想着。

  

  我把这段开头给希希看,她问我橘猫叫什么名字,我说,它叫马克·弗拉米尼奥·鲁福,罗马军团的执政官,热病、贫困和巫术耗损了军团的士兵,为此它抛下自己赖以为生的一切,去尼罗河畔寻找永生者的城市。希希笑着说,它之后是不是还遇到一个叫荷马的穴居人,成为了一个古董商,把自己的故事写在羊皮纸上,夹在《伊利亚特》的最后一卷,最后死在伊俄斯岛?那是半年前,希希早就去世,我知道我身边的是往日的幽灵,我说,对,小说名字叫永生的猫。

  那天天气很好,南方夏天难得的晴夜,月亮刚到中庭,我坐在石凳上,能看见周遭一切,草叶明亮的脉络,云丝丝缕缕的触角。我问,希希,你在哪?她说,1951年法国东部的一个小镇,圣诞老人的塑像在孩子们面前被宣布为异端,处以火刑。她说,她看见直冲教堂尖塔的火峰,一旁棕色的漆门,照亮红布下的告解室。她说1951年法国的夜晚能看见些星星,人们在一切烧尽后回到家里,前庭的灰堆在水波样的大理石地板上,一层层被风吹散,空气中那些糊味被熏香和木漆掩盖得很好。这样的神游在我遇见她之后这半年里已经发生了好多次,希希坐在那,突然某个时刻眼睛望向跨过原野和山峦的地方。我想去问她这些意象的含义,圣诞老人塑像和法国小镇,那会儿橘猫靠在我的大腿上打着呼噜,像耳朵紧贴木门,爪子慢慢擦过粗糙的门面,有种莫名的安心,我就此打消问询的念头。

  有时候我会怀疑,那几年里,希希有没有存在过?印象里,我记得希希不抽烟,可是与她分手之后,在家找到好些空的烟盒,有“Made in Japan”的字样,大多摆在晦暗不明的地方,冰箱顶或者沙发下面,收拾摞起来足有十几包。我想在脑海中模拟希希白日里的样子,掏出一根烟来坐在沙发上慢慢抽完,客厅满是淡色的烟雾,再把烟盒塞进不为人知的角落,终归是太过艰难,构不成完整的幻想。拿着烟盒去大点的烟酒行询问,老板说小城里没有这种进口烟,随手给我指向一处更大的商铺,如此跑遍整座城市,找不到一丝一毫的迹象。有次在阳台边拾到一盒,里面还剩着三两根,抽起来有股凉气直冲眉心,周身竟然有种清冷的锐利。

  希希到底有没有说过她为什么离开,我又是否问过她,这些问题汇合进了琐碎的日常,慢慢不见了踪影,我也忘记了答案。那个夏天我托人从省城捎来几包这款不容易买到的薄荷凉烟,我用它看电影、读书、发呆、写作,也用它计算我无多的日头。偶尔想起一些对话,在这间屋舍,希希问我小城之前是什么样子,我说小城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的意思是整体的感受上,很多因素混杂在一起的,生活的感受,比如冷清的商业综合体,在“最后一小时”甩卖商品的店铺,工厂和咖啡馆。不是你所想的,里面满是字画、玻璃杯或者精巧贵重的灯具的咖啡馆。小城市的咖啡馆属于大城市的失意者,奉行极简主义,店内只有几张桌椅、一些花草,有些连桌子也没有,只有个吧台,藏在上一秒还明亮的幽深巷子里,通道满是湿冷的青苔。比如午睡过头,一梦悠长昏沉的下午,窗外传来公园里佶屈聱牙、难辨字词的戏曲;比如当一切都已经静下来,夜深邃而厚重,远方的化工厂突然点炸了废气,照亮大半个天空。还有种种,碎片一样的,有的馥郁怡人,有的平淡如水,都吊在一口锅里,烩成几勺陈汤。你可以在全中国六百多个城市中找到类似的、这样的感受,曾经不被人提及,如今被人怀念。人们在某个特殊时刻,开始追捧过去的书籍和影像,以上个世代的经历褒贬现在,怀念死去的作家和歌手,崇拜业已消亡的制度,愿意拍一部只有一个主角的电影,让已经停产的CD突然涨价,在巷口破旧的牛肉面馆有一天人满为患……诸如此类,重复着曾经他们否定过的什么。我说人们都喜欢一成不变的东西,比如书和电影。希希说她不是这样,她喜欢变化,希望每一天都不一样,接受不了看一部电影两遍。某一天把读过的小说从头翻起,她希望自己清晰地跨越每个清晨和傍晚,在停滞着的城市里搜寻未曾发现的感受。我说我明白,这座城市不止如此,它是活着的,即使它是个老人了,总是下雨,很久没有动弹,但它依旧清醒。

  那时候和希希在一起已经有两年多,我们早就不再谈论书和电影,转而关心菜蔬的价格、天气的好坏、空气的质量。每天纠结该吃什么、喝什么,这个月的工资和稿费什么时候才能到账上。关心我们的朋友送来一只猫,很轻巧的橘色,四只爪子雪白,我们养在家里,用希希破洞的旧毛衣给它搭了小窝,给每一处裸露的墙面贴上防抓膜。刚来几周它还很认生,不愿意睡在软和的窝里,常常藏在沙发底下,渐渐熟起来,不再怕我们,最常待的地方还是沙发下面,不愿意去猫窝里,希希给它取名“躲躲”,应该是因为这个。我还是叫它,“猫”,为了方便。希希很爱它,常常可以看见她抱着猫在干些什么,电脑桌前、厨房里、沙发上,橘猫也很粘她。有时候希希忙着工作,猫蹿上桌子,一屁股坐在她握着鼠标的手上,催着希希跟它玩。反复几次烦了,我拿来沾了水的毛巾,逆着毛给橘猫擦一遍,逼着它躲进什么地方去舔毛,希希得以安生一两个钟头。南方冬天没有暖气,猫怕冷,喜欢爬上床,钻到希希一边,和她凑着头取暖,后来习惯了,没有猫在旁边希希就睡不着,我买了一张织毯,这样希希可以把猫裹在怀里。

  冬天有个晚上,我出书房门寻水喝,客厅里希希抱着猫陷在沙发里睡了好久,碍手碍脚摸过去关掉电视,可以听见她们安稳的呼吸,隐隐中有股暖意,像温水滴在宣纸上,缓缓在黑暗中洇开。我想抱起她去卧室,猫的胡须上挂着水滴,抖动了两下,睁开眼朝我咕噜两声抗议,我没有坚持,把立灯的光调暗,给她们加了一层毯子,回我的桌前去了。春天没来的时候,橘猫已经被我们养得很胖,希希也懒得带它出门遛弯,经常看见一大一小躺在客厅的地板,安然得像是漂在湖上的两片叶子。橘猫揣着手趴在毯子上睡去,从背后看,只能瞧见它滚圆的身体。后来我和希希渐渐没话说,日头短了,她和猫待在一起的时间比和我一起的时间长。

  那几年我们经常也去湖边坐坐,带上巴掌大小的读本,一个晚上就能看完;有时候是晦涩难懂的诗集,只是为了消耗脑力,读累了丢到一边。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坐在石凳上,不知道想些什么、说些什么。一次这么待到清晨,从湖那面飘来一层雾,平稳地挪移,缓慢而坚定地笼住我们,光和暗都变得柔和,穿梭在枝叶间如同水流过卵石,希希靠在我的肩上睡了好久,时间迟钝到近乎停滞。有一瞬间,我觉得这样的日子以后还有很多,终有一日我也许也能在清晨醒来,下楼买几个包子大口吃掉,赶上第一班地铁去城市的另一头,现实将变得牢不可破。我戒掉了烟瘾,在夜里更卖力地工作,把钱存进一个新的账户,向希希请教厨艺技巧,试着学习怎么养活自己。我曾经这么幻想着,或许辛酸但是平和的一些日常。这些我没有和希希说,那时候我们躲在家里,偶尔去超市采购,非至友相约不得出门,两年里吃遍城里大大小小有名的饭馆。希希很少和我说纽约的事、物理的事,一开始我们有热情了解彼此,她乐于科普,我乐于打诨,仅限言语角力,后来她少提,渐渐不再说,相处久了,到最后连其他话也不愿多说。有时她夜里醒来,我还在桌前伏案,她坐在床边翻看排满字词的稿纸,还给我时页脚粗糙,轻轻翘起,之后也没有说过。有时候我竟想不起来希希是从何而来的,想起来了,她的身上和纽约、和粒子物理有关的部分;也只有这两种事实而已。第三年夏天,欧核中心在瑞士的对撞机发现了人类迟迟未能证明的新粒子,希希和我说她已经和导师联系好,下周就去实验室入职,我们拥抱了一下就当和平分手。一个早上希希打包好行李,轻轻关上房门离开,此后我没有再遇见她。

  湖上刮来一阵风,我紧紧大衣,身侧有什么东西尖锐地碰了一下,摸出来,是盒香烟。十二月里小城经常刮风,从北边来,一路南下,清晨或者傍晚,经常能听见风穿过灰色建筑的间隙。我住在一座公寓的顶楼,有时候闭眼躺在床上,想抓住皮肤上细小的触感,脑中一片温暖的黑暗,偶尔能觉察到整栋大楼仿佛在风中摇动,身下十几层楼的砖石都不过是枯枝散叶。希希走后有段时间,在夜里烟抽得太多,从胸腔处总漫出一股苦涩,四肢疲累,但大脑挣扎着不想罢工,我听着风声,幻想自己躺在船板上,身体跟着微微飘曳,每次竟然能放松下来。她离开后,橘猫在家里徘徊,跳上沙发或者其他家具,找希希还留着的气味,有时候茫然地看着我,我说我也不知道她去哪里了,我能做的就是给你添猫粮。有一天我来窝前看它,没找到,我想又是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拿碗装了点猫粮放在地上,回桌前打字。隔天碗里还是满的,水也没少,猫窝冰冷,在屋子各处找遍了也没踪影。转头瞥见阳台大开的窗户,我想到一种可能,犹豫了半晌,终究没有勇气朝楼下张望,只是关上窗户,回到客厅坐下,等它忽然从我没有觉察的角落里露出头来,这样过了一周。天气冷起来的时候,挑了个周末把它和希希的东西打包装进一个编织袋,丢到垃圾桶去。那天破天荒睡得很早,傍晚就躺下,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冗长到忘记了开始,好像代替谁活了很久一段日子,懵懵懂懂,醒来只记得最后几段画面,还是那天宴会上,大家推杯换盏,互相吹捧,但一群人里唯独没有希希。我找了许久,在人群中快步穿梭,心里焦得像块干抹布,但又告诉自己希希早就走了,如此在恍惚中睁开眼睛,阳光刚透过窗纱,有股曚昽的白。希希没有和我说过她离开的原因,时至今日我也不觉得那个什么新粒子对她来说有特别含义,也许她和这只猫一样,有一天觉得应该离开,没有什么好告别,一声不吭地走了,仅此而已,我这样安慰自己。

  希希伸来一只手,指着烟盒,我自己叼上一根,抽出一支递给她,从腰间摸出火机点上,缓慢而深重地吸了一口,感觉头皮麻酥酥地作响。以前我和希希说,吸烟是为了无聊,只是一个过程。其实我撒了谎,只有后半句是真的。吸一口再吐出来,是一个过程,它确实不能带给你什么。大多数时候,吸烟只是一个信号,有个声音告诉你,你该去想些特定的事情,或者什么都不想,从当前的状态短暂地抽离一会,肺叶节奏性地张合,久而久之成为一种心理调剂,没什么特别的,和无聊没关系。身旁的橘猫还在梦里,温暖的身体紧贴着我的大腿外侧,可以感受到它的骨骼在皮毛上细小的凸起,在一呼一吸中涨落。手掌附在上面,知觉穿越虚浮的血肉,触手一般攒住猫宝石一样的心脏,手心被热浪舔得隐隐作痛。

  马克·弗拉米尼奥·鲁福,橘色的毛和漆黑的眼睛,希希叫它“躲躲”,我还是喜欢叫它,猫。它不是我和希希养的那一只,马克要瘦得多,没有猫雪白的四只爪子、山竹一样的粉色脚垫。它比“猫”要粘人得多、随和得多。有几次我来这里,四野无光,不小心坐到马克身上,它呜咽了一句,声音很快消弭在夜色里,慢慢翻身腾出个位子,又大睡过去。有时候我也会想起这么一种可能,也许那天,猫越过空窗溜出家,轻盈地落在地上,追着希希的气味一路向西去。也许它真的是,“猫”,雪白的爪子和粉色的脚垫,只不过在长途跋涉中失去了原本的颜色;也许它到了纽约、法国,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找没找到希希也不重要,但它一定达到了一种目的,属于我永远不理解的、独属于它的目的,马克又回来了。现在它贴着我睡着,呼噜声在耳窝深处厮摩作痒,我会想,其实纠结马克到底是谁,不是很重要,也许它是宏声,穿越了喀什的黄沙,临死前灵魂被罗布萨满变成一只猫,又回到这里。

  记得大学在的那座城市临着海,台风来的时候整座城市弥漫着锈蚀的气味,植被、走兽、言语,昼夜都被暴雨浸湿,喉咙里有种夹着石灰的干涩,躲在屋内也隔绝不了暴雨冲刷全身的喧哗。我说也许世界上存在着永远都是夏天、永远都是白昼的地方,宏声接过我的话头,说那里肯定还有鱼鸟的化石和枯瘦的僧侣,没有人类存在的痕迹,没有化妆品和文字,夜里在巨石背面升起营火,用尖刀叉起一只只引来的蝎子泡酒吃掉。我说那你可小心点,别在路上被拿着打磨石具的野蛮人吃了。宏声大笑说,说不定那个野蛮人的名字叫荷马,会教授我永生的秘诀:哪一天我会死在河边,尸体被千年前我饮过的同一条河流带走,宏声说这是博尔赫斯的《永生》。有一段时间他把这篇小说奉为圭臬,把自己的英文名也改成Maker。

  我说,宏声是从北京来的,是我大学的舍友。我们在一间十几平方的屋子里住了四年,每天研究如何在不去上课的前提下就能顺利通过考试。我的方法是找上一级的人买下去年的考试题目,去赌这些大学教师会因为工作过于繁重而放弃每年出新题,拿以往的卷子应对,不知道会有人早就记下了往年题目的答案。四年里这种方法屡试不爽,我几乎没有失手过,把自己的成绩控制在拿不到奖学金、不使人眼红,又不会太差、受人鄙夷的地步,可以心安理得地在白天睡个囫囵觉。宏声则把时间全部放在了游戏上。照他所说,传媒学是一门已经“死掉”的学问,广告学“更是连排泄物都比不上”,只有新闻还算有点意思,可他恰好对如何避重就轻地说出事实这一技巧毫无兴趣,他来大学读书只是因为他的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儿子继承家族公司的时候只有高中文凭。宏声说他本来可以出国,但他不想离家太远。按他的成绩也能在北京读个不错的大学,但他又不想一辈子就待在北京,宏声说他只知道什么东西是他不想要的,填志愿的时候,在密密麻麻的名单里特意选了一个从没听过名字的城市,就这样拎着包来读大学。

  有天我问他,宏声,北京是什么地方?他说,北京就是任何人想来就来、想去就去的地方,全天下不都这样吗?我说不对,我问的是北京是什么地方,意思是北京有啥特别的。宏声说他也不知道,他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在一所学校读书,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其实连半座城都没认全。他不用去看另外半座北京城也想象得出是什么样子,无外乎是商铺、停车场和写字楼,满大街是千篇一律的名字和标记,而对于北京过去是什么样子,他不知道,也不感兴趣。

  难道在北京你什么印象也没有吗?我问。北京城里有只大象。大象?对,大象。宏声沉默了一会,说,有一个夏天,天光很暗,太阳蒙了一层铝箔在云后,市里发了天气预警说有暴雨,原本光鲜的建筑外墙像旧羊皮纸一样昏黄。他从学校慌忙跑回家,看见小区里潮湿的半圆形脚印,硕大沉重,一路压塌了绿化带的花草和围挡。宏声跟着足印来到停车场,看见卧在水泥地上的大象,靠着滑腻的墙面摩擦背部的皮肤。那真是大象?宏声点点头,他说他还到家里拿了一筐苹果,回地下给它塞了一个,亲耳听见苹果脆生生地在大象的口中被碾碎吞下。他说那天暴雨下了整整一个下午,好几个小时北京城里没有一丝光亮。第二天大家收捡小区里被拦腰折断的树干,疑惑着为什么独独这里毁坏这么严重。宏声来到地下,看见原本大象睡着的地方徒留一大片泥泞;墙上斑驳的湿块,边缘还存留着细小的菱形纹理。他说这件事情他记了好久,那一个月在电视和报纸上翻找有关走失动物的新闻,一无所获。也许是假的,那天太昏暗我看错了,苹果是我自己吃掉的,我跟父母说,他们都以为我生了癔病。宏声停顿了一下,又吸了一口烟,那之后,走在北京城里,我总是来回张望什么,找那只大象的痕迹,在某个不明显的足印前多停留一会,去城市公园僻静的角落里待上一阵,也许又能听见它靠在一个地方挠痒,也许它生了孩子,会带着一只小象,夜里砸碎窗户,偷临街商铺的水果饱腹。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幼稚,年幼时莫名的幻想,直到这时还常常纠缠我。

  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因为癌症去世,我妈告诉我这是家族病,家族里的男性没有一个人能活过三十岁。那时候我什么也不懂,对世界的一切只有懵懂模糊的命名,听到这话也觉得,哦,我还有二十五年,还有这么长时间之类的感慨。两年后我叔父患上肠癌,去医院的时候,叔父躺在床上被棉被压着,却没有一点起伏。他那会儿刚从部队复员,在纺织厂做车间主任还没半年,有一天和工人们一起吃盒饭,突然一头栽倒在水泥地上,直到去世那天,额头上的伤口都没愈合。我说那天我去看他,叔父的手露在外面,像团晒干的梅干菜,指节凸起发白如同卵石,母亲叫我握住,我却害怕生人的温暖磨破这层半透明的皮肤蜡纸。病房里满是消毒水气味的疼痛,随着挂滴一点点削薄他的生命。临走的时候护士来帮他翻身,叔父黏土般灰白的后背上布满血管和褥茄。我不敢问母亲我爹当年是不是也这样,我清楚母亲带我来的含义是多么残酷,又夹杂着期许。叔父的手、脸、背和发白的指节,从那时开始,这些我一直记着,深深埋进脑中,有时候来到我七八岁时候的梦里,那双手如同命运的幽灵撬开我的牙齿,撑开食管,探进我的身体深处,好几次我感觉到那些指节在摩挲我的胃壁,直到醒来都有残余的触感。有时候我梦到自己变成了叔父,被厚重的棉被压得喘不过气,病房的吊顶高远而凝重,颈以下都除去存在,徒留似有似无的疼痛,好像霎时暴雨如倾,冲刷掉生者的热气,在雾一般的恐惧中我被蒸发殆尽。我说从那时候开始,我不再在晚上入睡。

  宏声和我久久这么沉默着,那时候我们刚认识不久,他清晨醒来,看见我还坐在桌前,不知怎么就聊起这些,直到光线析出暗色的窗帘,远处斑鸠啼叫着飞过阳台。我和宏声只聊过这么一次,关于家庭境遇和人生的选择什么的,默契地没有再提。后来宏声去世,我去喀什收遗骨,他躺在不锈钢台上,躯体裸露在外的部分被晒得严重脱水,大腿和手臂干瘪脆弱如同枯木,眼眶里不剩什么,尸体因为被处理过,腹腔深深下陷,嘴唇轻薄好像铂片。我想着当年我们在大学宿舍里一根接一根抽烟的日子,我向宏声出售答案,他挥挥手不要,照旧瘫在椅子里盯着屏幕打游戏,考试前十几分钟翻翻书就能及格。有几次他还能拿到奖学金,我们就去台球厅和酒吧里待到天亮。也有窘迫的日子,母亲觉得我已经成人,转头和另一个男人组建了家庭,我只好靠给人代写论文赚取微薄的生活费。宏声则谈了好几段恋爱,每一次都殚精竭虑,最久却也不足半年。分手后回宿舍蒙着头大哭一场,找我借钱转给前任,美其名曰“还债”。我没兴趣问他,他也不想提,只是好几个月的末尾我们一天只能同吃一碗泡面过活。我责备他幼稚天真,他说这是他的人生信条,叫“混账到老”。

  毕业两年后的一天,宏声打电话来,他说北京太吵太挤,他待不住,想来小城,谋一个落脚地。我说这里可不是你想的什么僻静的地方,几公里远就有个化工厂,每走两步有足浴店和烟酒行,天台有老头种菜,楼道里满是化肥臭,老城区的巷子里全是烟头。我说你要真找个地方落脚,还不如去江边的寺里交钱,找个客房住。宏声说,也好。我那时候只以为他在开玩笑。

  刚毕业的时候,宏声告诉我,他要回北京承接下家里的公司,学我一样做甩手掌柜。两年里他没有联系我,我想他是日子过得太清闲以至于忘掉了。他说要来小城久居,我也只当他是发发牢骚,直到有一天宏声联系我,问我去寺里住要不要剃光头什么的,我说你想干什么,你真想来啊?宏声说他不只是想来,他已经在小城待了三天了,在找个法门进寺里当义工。我找到许久不联系的朋友和同学,求他们联系相熟的朋友或者亲戚,折腾好一番,绕过繁复的流程把宏声丢去寺里,没一个月他却反悔了。他说寺里的僧人都不是真的,我说哈?什么意思?宏声给我看几张照片,是几个僧人在彩票站门口吸烟。我说有没有可能人家只是在吸烟而已,宏声摇摇头说不是,他亲眼看见老师傅带着只有十几岁的小和尚去彩票站刮彩票,一次就是十几张。我说僧人嘛,可以理解,修了佛又不是所有念想都要断了。反正我是待不下去了,宏声说。你干吗了你待不下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了,你是住客又不是法官。宏声说,不行,我把这些照片全投递给省里了,这几天师傅们都斜眼看我,几口都能把我吞掉;前几天去斋堂吃饭还只是躲着我,今天看见我去斋堂,师傅们直接把饭菜全倒干净了。挨不过他纠缠,我把宏声带到家里,收拾出书房来给他住。

  那时候还没遇到希希,小屋还不像如今这样堆满杂物,只有为满足生存需要的几副家具,空旷到可以在客厅打羽毛球,说话间墙壁传来回响。厨房里锅碗一类的倒很齐全,却也很少开伙。大学时和母亲断了联系,也许出于愧疚,过年时她几次叫我去新家吃饭,我一口回绝,母亲也不坚持,隔几天在门前丢下一袋新鲜的蔬菜,马齿苋、卷心菜一类的,都是小时候我爱吃的,偶尔也有黄鱼和牛羊肉,我一概扔到楼下的垃圾桶里。大部分时候我去街角的一家老年食堂解决,便宜量大,十七块一份,三菜一汤,一顿能顶一整天。后来母亲在家门口拦住我,问我能不能陪她去看某个远房亲戚,我没有理会,拨开母亲的手臂,径直进了家门。几个月后的清晨,有个号码打过来,远在西北,显示的地名拗口而陌生,我把手机放到一边翻身睡去,电话的提示音模糊成浑厚的汽笛,梦里隐约中看见载满泥沙的平船,在江面上剪开白色的水道,往下游一行矮山那开去,渐渐没了踪影。一次在饭桌上,和他说起这件事,他问我为什么那么肯定这电话是我妈打来的,我说那天通话记录上一整页都是这个号码,除了她还有谁这么上心?对啊,除了你妈,谁还这么上心啊!我说,你别操心我的事了,你好歹家里开公司的,怎么现在沦落到我这来落脚了?宏声说他爹去年得了脑瘤,母亲得知消息第二天就提走存款没了人影,他带着父亲辗转几个月做手术,卖掉公司后又借了好大一笔钱,最后父亲还是死在手术台上,推出来的时候脸色青里透红,像只狡猾的猴。亲戚什么的来家里,讨论身后事,一群人乌泱泱地聚在客厅,商量着北京的房子还债后,剩下的钱几几分成。他说父亲还躺在殡仪馆,死掉不到一天,他心里听着堵,几天后人葬下,买了张车票就投奔我来了。

  我们陷入沉默,气氛像沙漠一样干涸,我想说点什么安慰他,可想不到合适的语句,又把话倏忽吞吸进去,口中只剩下一丝苦涩。宏声起身去厨房,又做了一盘番茄炒蛋,那段时间他似乎只吃这一种。他将刚出锅的菜浇到饭上,用筷子在碗中间挖一个圆,吹散热气后,把一整盘冲灌进胃里。

  宏声在小城只待了不到半年,现在想起来他的决定可能早就做好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和希希说。大学时候他爹给他送了一辆双座的跑车,天蓝色,可宏声没开过一次,甚至有点羞于去和它产生联系。临近毕业的时候他转手卖掉,买下了大学城的一家电影院,说自己要好好经营,其实买下来就没管过,一个月里开张不了几次,没撑到节假日就倒闭了。有一段时间他考虑成为一个作家,一开始写诗,大段大段地写,说自己要成为中国下一个海子,把全国有名的杂志投了一遍,石沉大海,又开始写小说,从清晨伏案到傍晚,都是些校园爱情,到十几万字也结不了尾,索性放弃。他说他是没有能力的人,我倒是觉得他洒脱。在小城的时候,他找了个服务生的工作,给一家连锁面馆打杂,傍晚下班经常带些饭菜回来。我不敢问这些饭菜的来处,囫囵吞下,回房间码字。一晚上过去,出房门洗漱,有时候会看见宏声在一片黑幽幽的岑寂中沉默,桌上放着半包烟。我买来一张沙发,取出积蓄,置办了一台电视机,我想着宏声半夜抽烟失眠的时候能不无聊一点。他心安理得地接受。有时天气好一点,风和日丽的周末,宏声靠在沙发上熬着日头,迷迷糊糊闭起眼睛,时间恍若缓缓流动的河水穿过他的身体。他便是这样打发时光,好几小时,好几天,好几星期。我不敢去打扰他。所以后来宏声离开,我会觉得小屋里没什么变化,也许是因为宏声的存在,时间就好像在哪里被一下子切断了。何以至此,我也弄不明白,甚至哪里断的都找不到。

  再后来喀什那边打来电话,说他报名参加了一个非法组织的旅行车队,想穿越整个罗布泊,不料半路上车子抛锚,物资耗尽,只好徒步,宏声就这样被太阳晒死在路上。搜救队的人把我带去一间望不到头的屋子,里面整齐排列着蒙着白布的遗体,一个个掀开让我指认,到宏声时已经走过好长一段路,他大睁着眼睛躺在一团冰冷的空气里,脸色铁青。我说他是,有没有办法让他瞑目?殡仪馆的人拿来胶水,我涂在宏声干瘪的眼皮下面,掩盖掉两团黑幽幽的空洞。没钱买墓地,没人办葬礼,殡仪馆的人说火化可以寄存在这里。我说行,多少钱?七十块,管一年,多了就寄存不了了。我说好。其实那时候我已经二十九岁,这是最后一别。站在太平间门口的台阶上,好像看见宏声的幽魂在秋日的昏暗中彷徨,眼皮贴在颅骨的锋利的边线,望向很远的地方。我说,宏声,我没办法了,你在这好好的,我在骨灰盒旁边给你放一包烟,你爱抽的牌子,你节省点,明年我也许还来看你。宏声似有似无地点点头,虚弱得像被扯掉翅膀的冬蝇。

  和希希说完这些,已经临近午夜,我又点上一支烟,这应该是最后一根,我想。握紧希希的手,她的手指微微颤抖,满是冷汗,如同十支烧尽的蜡烛。我想传递给她一些温暖,最后自己的手也冰凉起来。湖上我和希希这样紧紧贴着,有时几道不大的浪头突如其来地拍打我的胸际,合起眼睛,我紧紧关闭心扉,静等浪头退去。我想象着薄暮时分若明若暗的一刻慢慢消失,天光大亮,人们能在皮肤上感受太阳的重量的时候,会发现我,静静躺在草叶里。宏声走之后几年,我遇到希希,与她恋爱、分手,又两年,在一通跨国电话里听到她的消息。他们说希希失踪在法国一个小镇的街角,我问为什么要通知我,那头的人操着蹩脚的英语,说她的父母决定确认死亡。就此挂断电话,没有留下半点可供我追寻的地址和消息。有时候我会怀疑,也许希希和宏声都不存在,这时候宏声空洞洞的眼眶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它们望着我,直到记忆中的某些部分被冲散成微粒,慢慢消解在内部。我想起临海的暴雨,一片喧哗中无数次在皮肤的雨点上体认自己的躯体,活动僵死的关节,宝石一样的心脏和手;仿佛听到宏声的声音飘荡在我三十岁的身体,临近预言中死亡的境地。“就是这样”,他说,就是这样。

  你准备怎么办?希希问。

  不知道,我说。

  也许会去街角的便利店温盒牛奶,买一串鸡肉丸吃掉,也许我们就坐在这里,等跨年的烟花放完。

  之后呢?希希问。

  我看着希希,在她的眼睛里端详着我周遭一整片小世界的倒影。

  不知道,我说,也许等下一天来临。

  

  (责任编辑:李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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