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期  
      走走读经典
好作家,以万物、以百姓为刍狗 ——关于契诃夫《草原》,以及与王蒙《杂色》对读
走走

好作家,以万物、以百姓为刍狗

——关于契诃夫《草原》,以及与王蒙《杂色》对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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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见《契诃夫小说全集》第7卷)其实是一部公路小说。公路小说是一种小说类型,往往通过一种交通工具,让主人公跨越两个空间,尼采所谓“连接的意志”。主人公希望与他人或世界建立起联系,或者修正已有关系。从早期公路小说到当代,基本围绕着游牧、流浪、离散、迁徙、冒险,以及旅游等情节展开。

  公路小说的发展一直有两种主要方向:一种是大地唤醒远至的人,另一种是人去唤醒沉睡的大地。早期,精英主义者往往试图在愚昧的大地上播撒启蒙的种子。到了当代,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速,文学中一个个被异化的人开始追求通过旅行来清洗心灵。

  在公路小说中,主人公往往经历两种流动:一种是信息的流动,即主人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获取新知识新信息;另一种是身体的流动,比如酒精的摄入(雷克斯·皮克特《杯酒人生》)、创伤的影响(王蒙《杂色》中描述的饥饿与身体的复苏)。

  公路小说和公路电影往往通过应接不暇的感官冲击来推动情节发展,它们更注重呈现:主人公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当主人公在不同空间移动时,需要着力塑造出TA和周遭不同的关系,相处模式的变化通常伴随着思想的变化。《草原》中的主人公叶戈鲁什卡与车夫、神父和舅舅的相处,以及《杂色》中曹千里与马的互动,都体现了这一点。不过,《草原》中叶戈鲁什卡的思想变化并不明显,契诃夫体贴地注意到,这只是一个九岁的男孩,因此是从乏味到乏味,从哭泣到另一场哭泣。《杂色》则非常工整地规矩地完成了这些要求,曹千里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对自我有了全新的认识,更肯定了自我。

  两部小说在主题和风格上存在显著差异。《草原》充满了契诃夫式的自我怀疑,而《杂色》则展现了王蒙的激进与高昂。十九岁就开始动笔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二十二岁就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6年《人民文学》9月号,此处按发表时标题),王蒙明确知道自己能写什么,并善于将个人价值融入集体主义旋律中。相比之下,《草原》色调灰暗,主人公没有明显的积极的变化。叶戈鲁什卡出身虽然不错,中等偏下,但他其实没有曹千里那样的精英视角。

  我们仔细看一下第一句:

  

  七月里一天清早,有一辆没有弹簧的、破旧的带篷马车驶出某省的某县城……

  

  这里契诃夫选择了模糊、泛化地点的方式,表明这故事在哪发生的不重要,在哪都会发生,使得特殊性变成了普遍性,让每个人都能感同身受。

  

  车子稍稍一动就要吱吱嘎嘎响一阵,车后拴着的桶子也来闷声闷气地帮腔。单听这些声音,单看挂在外层剥落的车身上那些寒伧的碎皮子,人就可以断定这辆车子已经老朽,随时会散成一片片了。

  

  第一段整段都在描写马车的古老与破旧,没有直接写人,但通过马车的状态反映出乘客的生活状态和心境。

  

  ……这大概是这个公社的革命委员会的马厩里最寒伧的一匹马了。瞧它这个样儿吧:灰中夹杂着白、甚至还有一点褐黑的杂色,无人修剪、因而过长而且蓬草般地杂乱的鬃毛。磨烂了的、显出污黑的、令人厌恶的血迹和伤斑的脊梁。肚皮上的一道道丑陋的血管。……

  

  《杂色》第一段写马,也是在写人。

  

  车上坐着那个城里的两个居民,一个是城里的商人伊万·伊万内奇·库兹米乔夫,胡子剃光,脸上戴着眼镜,头上戴着草帽,看样子与其说像商人,倒不如说像文官,还有一个是神甫赫利斯托福尔·西里斯基,县里圣尼古拉教堂的主持人,也是个小老头子……

  

  小说中的两位主要出发者,社会地位虽然比农民稍高一些,但本质上仍是劳动阶层,与后文中伯爵小姐装饰华丽的新马车、一对黑马及其穿着号衣、手持长鞭的车夫相比,更显出他们的卑微与朴素。库兹米乔夫是小主人公的舅舅,作者以“倒不如说像文官”准确传达出:他虽为商人,却还是明白教育的功用。小说结尾处这个商人舅舅这样叮嘱自己的小外甥:

  

  “记住,你要用功读书……要是你念书的成绩好,叶戈尔,那我不会不管你。”

  

  写神甫,用一个“也”字表明,两人都是小老头子。这样的写法节省、含蓄,且富有层次感。

  

  商人在聚精会神地想心事,……在他脸上,那种习常的、正正经经的冷淡表情正在跟刚同家属告别、痛痛快快喝过一通酒的人的温和表情争执不下。

  

  这种冷淡表情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奠定了整个作品情感核心的基调。如果我们将草原视为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那么它即将面对的也是一个总体上冷淡的世界、一群表现得冷漠的人。而对男孩来说,他的生活环境在这次旅行前后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小说中死了丈夫、经济并不宽裕的母亲为儿子准备的好看的红衬衫,插着一根孔雀毛的新帽子,还有那件贵重的灰色新大衣,我们可以推测,母亲非常爱他,他的童年基本是无忧无虑的。他与母亲之间也有着日常生活里深厚的陪伴和互动,“想起来上个星期在喀山圣母节他跟妈妈一块儿到监狱教堂去参加守护神节典礼”,小说中,在他真正气愤、害怕时,他两次小声叫起:“妈妈!妈妈!”这次旅行对他来说,不仅是一次身体上的迁徙,更是一次心灵成长的契机。结束旅行的他,将面对全新的环境和挑战,这也将深刻影响他的未来。

  

  再往后去是一个安适的绿色墓园,……白十字架和白墓碑快活地从墙里面往外张望。……在围墙里的樱桃树荫下,叶戈鲁什卡的父亲和祖母季娜伊达·丹尼洛芙娜一天到晚躺在那儿。祖母去世后,装进一口狭长的棺材,用两个五戈比的铜板压在她那不肯合起来的眼睛上。在她去世以前,她是活着的,常从市场上买回松软的面包,上面撒着罂粟籽。现在呢,她睡了,睡了……

  

  放在世界儿童文学范畴,这段孩童对死亡认识的天真描述也是相当精彩的。一方面他只是个九岁男孩,另一方面也说明祖母在世时,和母亲一样,都是爱他的,所以他每次去墓地不悲伤、不压抑。孩子明确知道,什么是死亡,他只是没有办法让“死”这个词跟他自己发生关系,所以他用“活着的”与“睡了”相对比。此外,甚至在这很短一段里,我们都能看到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和父亲相比,他跟祖母更亲近。为什么呢?合理的猜测是,他的父亲死得更早,他对父亲可能没什么记忆,所以整部小说,没有一个父亲的权威形象能让他信任、依靠。遇到比较愿意跟他说话的老头潘捷列后,他会一直去找这个“老爷爷”,多次向他求助。

  在接下来的两天两晚里,哭着上路的叶戈鲁什卡经历了草原的变化。如果把草原看成一个人物,第一天草原反抗了,但是失败,雷雨没有来;第二天,释放自我成功,雷雨下了下来。在孩子的眼中,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活力满满的草原:

  

  整个广阔的草原抖掉清晨的朦胧,现出微笑,闪着露珠的亮光。

  

  但随后却变得单调而愁闷,生活似乎陷入了重复与麻木:

  

  露水蒸发了,空气停滞了,被欺骗的草原现出七月里那种无精打采的样子,青草耷拉下来,生命停止了。

  ……

  一只老鹰贴近地面飞翔,均匀地扇动着翅膀,忽然在空中停住,仿佛在思索生活的乏味似的,然后拍起翅膀,箭也似的飞过草原,谁也说不清它为什么飞,它需要什么。

  

  有评论家指出,老鹰象征着草原的掠夺者和掌控者,这种解读在我看来过于牵强了。

  

  舅舅脸上的温和表情渐渐消失,只留下正正经经的冷漠,特别是在他脸上戴着眼镜,鼻子和鬓角扑满灰尘的时候,总是给那张刮光胡子的瘦脸添上凶狠无情像拷问者一样的神情。

  

  初初阅读,我们可能会将舅舅这个商人视为精于算计、冷漠无情的掠食者。细细品味,我们却会发现,舅舅其实也是一个风里来雨里去挣扎求生的人,他的每一分钱都是通过辛勤奔波换来的,绝非坐享其成。鼻子和鬓角扑满灰尘的时候,也是他自己被社会拷打的时候。后文可以看到,他连马车都不舍得坐,这表明了他的节俭与辛劳。他的冷漠既出自“结构性暴力”,也因为他没有过孩子,其实并不知道应该怎么照顾孩子。

  接下来,男孩首次遇到“六条草原上的高大的看羊狗……心里明白:他万一摔下去,它们马上就会把他咬得粉碎”。紧接着,他得知这些狗属于瓦尔拉莫夫——小说中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人物——在草原上四处转悠,守护自己资产的隐性动力,出现了。正是他的存在,驱使着所有人,包括男孩一行人,为之行动起来。

  我们来对比一下《杂色》里出现的狗(似乎有着明确的隐喻……):

  

  黑狗像发了疯一样连蹿带跳地扑向了曹千里和灰杂色马,而且发出了一种即使把别的狗吊起来用木棍挞伐也未必能发得出来的那样惨烈的叫声,这是一种变态的、非狗的、叫人听了四肢抽搐而且精神分裂的嗷嗷声,这声音和发声的本体像带着呼啸的肉弹一样射向了曹千里人和马,使曹千里觉得是挨了一刀。

  ……

 

  歌声低抑,冗长,悲凉,跟挽歌一样,听也听不清楚,时而从右边传来,时而从左边传来,时而从上面传来,时而从地下传来,仿佛有个肉眼看不见的幽灵在草原上空飞翔和歌唱。叶戈鲁什卡看一看四周,闹不清古怪的歌声是从哪儿来的。后来他仔细一听,觉得必是青草在唱歌。青草半死不活,已经凋萎,它的歌声中没有歌词,然而悲凉恳切地向什么人述说着,讲到它自己什么罪也没有,太阳却平白无故地烧烤它。它口口声声说它热烈地想活下去,它还年轻,要不是因为天热,天干,它会长得很漂亮,它没罪,可是它又求人原谅,还赌咒说它难忍难挨地痛苦,悲哀,可怜自己……

  

  故事在推进,舅舅依旧冷淡。他常年为生计奔波,即使睡梦中,满脑子还都是生意,这使得没有伙伴的男孩感到孤独,不快乐。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中出现了女人的歌声。契诃夫借用孩子的口吻恰当地表明:草原和他一样,不开心,不幸福。于是所有在草原上挣扎奔忙的农民的总体生活状况浮现出来了。

  后文中,男孩会遇到一个让他心生厌恶的人物——德莫夫——一个无缘无故打死一条无害草蛇的人,一个喜欢挑衅别人的人。但德莫夫一身没正道使的活力就和草原一样,所有这些活力都将白白被浪费,枯竭,衰亡。

  

  然后杰尼斯卡捉到一个吸足了血的肥马蝇,送给螽斯吃。螽斯……一口咬掉了马蝇的肚子。他们放了螽斯。它……立刻唧唧地唱起歌来。他们把马蝇也放了。它张开翅膀,尽管没有肚子,却仍旧飞到马身上去了。

  

  美背后自有其残忍。老子那句名言改一改特别适用于契诃夫:圣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以百姓为刍狗。对笔下人物不情感用事,客观、平视;对自然界中捕食者和被捕食者之间无情的生存关系不进行人为美化,是契诃夫作品的一大特色。这要求作者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同时放弃作者中心,尊重自然的本性的法则。

  

  可是末后,等到太阳开始西落,草原、群山、空气却已经受不了压迫,失去耐性,筋疲力尽,打算挣脱身上的枷锁了。……天色就阴下来了。忽然,在停滞的空气里不知有什么东西爆炸开来;猛然刮起一阵暴风,在草原上盘旋,号叫,呼啸。

  ……

  好像再稍稍加一把劲,再挣扎一下,草原就会占上风了。可是那肉眼看不见的压迫力量渐渐镇住风和空气,压下灰尘,随后像是没出什么事似的,沉寂又回来了。云藏起来,被太阳晒焦的群山皱起眉头,空气驯顺地静下来,只有那些受了惊扰的凤头麦鸡不知在什么地方悲鸣,抱怨命运……

  这以后不久,黄昏来了。

  

  草原第一次试图释放自我的行动失败了。我们也能看到,尽管被压制,草原这个巨人是有力量的。契诃夫创作这篇小说时,俄罗斯正处于农奴制废除后,革命尚未爆发、布尔什维克尚未崛起的时期。作家本人没有宗教信仰,也不属于任何派别。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所描绘的草原可以理解为俄罗斯: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受到了压抑,俄罗斯的精神力量也被压抑了。

  但对孩子来说,他第一次看到草原,觉得它雄奇而神秘,因为有那么多的山,有那么多的大的黑影,所以他把他听过的那些神话故事连接起来了,从而在脑海中产生了关于草原和巨人的想象。在小说第三节中,孩子脑中的巨人形象开始浮现。他们进入一家旅店,这家旅店陈旧不堪,家具破败,但在孩子眼中,这些都与巨人入住过有关。

  

  那样的椅子也不见得人人都会叫做椅子。……椅背不自然地向后猛弯过去,……人只好想象那不是细木匠的过错,也许是一位力大无比的旅客为了要显一显本事才把它扳弯的,后来再想把它扳正,反而扳得更弯了。……地板上有些来历不明的裂缝和窟窿(人们会猜想那也是大力士的脚后跟踩穿的)。

  

  契诃夫在这段还巧妙地加入了一个细节:

  

  另一面墙上也有一个木框,装着一张版画,题着几个字:“人类的淡漠”。究竟人类对什么淡漠,那就闹不清了,因为那张画儿年代过久,画面发黑,布满蝇屎。

  

  注意:这首先是一张版画。版画,顾名思义,通过印刷技术复制而成。它不是画家独此一件的亲笔作品。也就是说,“人类的淡漠”,并非独此一份,画家准确把握到这是社会普遍现象,很可能大量复制品已经进入千家万户。其次,年代过久,表明这种淡漠并非一时之现象,而是长久以来俄罗斯人的普遍态度。

  接下来,叙述的内驱机制再次启动:

  

  “啊……瓦尔拉莫夫路过这儿没有?”

  “没有,……他的伙计……说是今天他大概要到莫罗勘派的农场去。”

  “好。那我们赶紧去追货车,然后上莫罗勘派那儿去。”

  

  因为要追上他,他们不打算过夜,这样一来,喝茶吃糖吃晚饭过夜的支出都没了,旅店老板也就做不成生意了,于是脸上表情从快活变成了惊慌: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偏着头,屈着膝盖,把手掌往前伸出去,好像招架别人打来的拳头似的,同时现出痛苦的快乐笑容,开始央求道:“……求你们赏个光,在我这儿喝杯茶吧。……”

  

  我们可以看到瓦尔拉莫夫对所有这些人生活的连锁影响,小说进而引出了旅店老板的弟弟索罗蒙这个角色:

  

  索罗蒙反问一句,耸了耸肩膀,“我是哥哥的奴才,哥哥是客人们的奴才,客人们是瓦尔拉莫夫的奴才。要是我有一千万卢布,瓦尔拉莫夫就会做我的奴才。”

  “人人把我看做一条狗,不过要是我有钱,瓦尔拉莫夫就会巴结我,就跟莫伊谢巴结你们一样。”

  “他的全部生活就是为了赚钱和谋利,我呢,却把钱扔进炉子里去烧掉!我不要钱,不要土地,不要羊,也不要人家怕我,在我路过的时候对我脱帽子。所以我比您那个瓦尔拉莫夫聪明得多,也更像一个人!”

  

  索罗蒙所表达的思想——人人都是金钱的奴隶——看似具有布尔什维克批判资产阶级的意图,但契诃夫却将他描写成可怜可笑,一个猥琐的小人物:

  

  看上去显得矮小,单薄,像是拔净了毛的鸟。……他的长鼻子、厚嘴唇、狡猾的暴眼睛,……他的姿态带点挑衅、傲慢、轻蔑的意味,同时又极可怜,极可笑,因为他的姿态越是显得庄严,他的短裤子,短上衣,滑稽的鼻子,鸟样的、像是拔净了毛的整个身体,也就越发惹眼。

  

  一般而言,文学创作要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普通作家塑造索罗蒙这个角色时,往往会将其描绘成思想先进的人物。契诃夫却以冷静客观的笔触,描写出这样一个无论在大人眼中还是在孩子眼中,都无法显得高大的形象。这也是契诃夫被托尔斯泰批评的原因之一(“是个真正的好人,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当然,契诃夫也觉得,文学里强上道德和宗教情怀,是虚伪。(“《复活》……结局没有意义,而且虚伪,在技巧意义上的虚伪。”)

  接下来数钱这场戏写得非常精彩,展现出了作者对微妙人性的观察:

  

  成捆的钞票从袋子里滚出来,落在桌子上。

  ……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一看见钱,就窘了,他站起来,如同一个有礼貌的、不愿意刺探别人隐私的人一样,踮起脚尖,张开胳膊稳住身子,走出房间去了。索罗蒙仍旧站在原来的地方。

  

  旅店老板的动作表明他不想让人注意到他在场,仿佛他从不曾存在,没有看到过数钱这一幕一样。这恰恰因为他知道这么一大笔钱的重要性。然而,会把父亲留下的六千卢布遗产丢进炉子里烧掉的索罗蒙对钱并不上心,因此也没有避嫌的心思。

  接下来的情节是:旅店老板将男孩带进另一个房间。男孩看到了一个女人和一堆小孩。女人给了他一块蜜饼。契诃夫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情节?就为了到旅行接近尾声时,蜜饼被一只狗吃掉吗?之后的旅行途中,男孩做过一件什么事呢?路过一个村子时,他走进了一家铺子:

  

  吃得挺胖的店老板,……他正在嚼着糖喝茶,每喝一口就长长地吁一口气。他的脸上流露着十足的冷淡,可是在每一声长吁中都可以听出这样的意思:“等着吧,我要揍你一顿!”

  ……

  他对那一盒盒蜜饼仔细看了很久,想了一想,用手指着那些年陈日久而生出褐色霉斑的粘在一块儿的小蜜饼,问道:“这种蜜饼多少钱一个?”

  “一戈比买两个。”(注意,老板没有任何犹豫,立即报价。)

  叶戈鲁什卡从口袋里拿出前一天犹太女人送给他的那块蜜饼,问道:

“像这样的饼你这儿要卖多少钱?”

  老板用手接过那块饼来,翻来覆去看了一番,扬起一道眉毛。

  “像这样的吗?”他问。

  然后他扬起另一道眉毛,沉吟一下,答道:

“三个戈比两个……”

  随后是沉默。

  

  这翻来覆去地看,这扬起的两道眉毛,这沉吟,这沉默……多么丰富的开放性啊。

  后文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老板做生意时口才不差,也擅长以次充好。当他看着男孩递来的那块蜜饼,他首先肯定,这饼不是在他那里买的,其次他知道男孩不知道价格。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老板沉吟时到底想了些什么呢?这才是契诃夫处理的高明之处。也许蜜饼完全不值钱,但他不想伤害孩子;也许这蜜饼其实很值钱,他也想让孩子认识到这份礼物的珍贵……契诃夫笔下的人物总是这样,复杂而多面。这体现在并不用来推动情节的行动上。小小的恶意,小小的善意,一念之间。是在各自生活的平地上,小小起跳了那么一下。那个不太一样的瞬间,稍纵即逝。之后回返日常,日子继续。

  

  他的目光掠过叶戈鲁什卡的头顶朝门口望过去,沉默一下,问道:“您想喝茶吗?”

  ……

  老板替他斟好一杯茶,随带给他一块已经被人啃过的糖。

  

  两次沉默,文学的沉默。也许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也许真相就是如此,总之不强求解释。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笔。契诃夫为什么是伟大的小说家?一般作者写儿童小说,想当然会把这个男孩写得天真纯洁,但这个男孩其实很会计算,他知道钱是什么,他还想买上一磅糖杏仁,这也说明他自己之前的生活过得相当不错。现在他知道,口袋里的蜜饼价格是普通乡村货色的三倍。

  我们再回到先前的旅店里,老板娘:

  

  一看见叶戈鲁什卡,她就做出要哭的脸相,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转眼间,就拿一片抹了蜂蜜的面包送到他唇边。

  ……

  叶戈鲁什卡果然吃了,不过他每天在家里吃的是冰糖和罂粟籽甜点心,觉得这种搀了一半蜂蜡和蜜蜂翅膀的蜂蜜没什么好吃。

  ……

  “你上哪儿去,乖乖?”犹太女人问道。

  “上学去。”叶戈鲁什卡回答。

  “你妈有几个孩子?”

  “就是我一个。另外没有了。”

  “哎哟!”犹太女人叹道,眼珠往上翻,“可怜的妈妈呀!可怜的妈妈!她会怎样地惦记,怎样地哭哟!过一年,我们也要送我们的纳乌木上学去了!哎哟!”

  

  上面这段对话,普通写作者很可能会处理成女人对男孩爱怜的直接投射,契诃夫却处理成推己及人,对男孩母亲情感的感同身受,由此又更为人情真实地联想到自己孩子将有的生活。

  

  油腻的被子颤动起来,从被子底下探出一个小孩的卷发的头,下面是一段很细的脖子,两只黑眼睛发亮,好奇地瞅着叶戈鲁什卡。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和犹太女人不住地叹气,走到衣柜那边去,……他们正商量什么事,不料从油腻的被子底下探出另一个卷发的头和另一段瘦脖子,然后钻出第三个头,随后第四个头……要是叶戈鲁什卡有丰富的想象力,他就会想到被子底下躺着一个百头的怪物呢。

  

  契诃夫从男孩视角写,并没直接写出店主一家人的穷苦,但从“很细的”“瘦”脖子这一细节也能看出。

  

  “呱呱呱呱……”莫伊谢·莫伊谢伊奇说。

  “嘟嘟嘟嘟……”犹太女人回答。

  这场商谈的结局是那个犹太女人长叹一声,钻进衣柜,解开一个破破烂烂的绿布包,拿出一大块心形的黑面蜜饼。

  “拿着,乖乖,”她说,把蜜饼递给叶戈鲁什卡,“你现在没有妈妈,没有人给你点心吃了。”

  

  这是整部小说里最温暖,但同时,也是现实生活里无法直视的“残忍”底色开始隐隐显现的重要情节。店主夫妇是将对自己孩子完全纯正的爱,无条件地善意投射给这个陌生男孩的。男孩呢,受限于自己出身的阶层,对贫穷缺乏想象力和共情力:

  

  叶戈鲁什卡把蜜饼塞到口袋里,退到门口,因为老板夫妇生活在其中的那种发酸的霉气他再也闻不得了。他回到大房间里,在长沙发上找个地方舒舒服服地坐下,就专心想自己的心事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这个情节的最开始:

  

  “跟我来,少爷,”他低声说,“我带你去看一只挺好的小熊!好一头吓人的、脾气暴躁的小熊!嘿嘿!”

  ……

  叶戈鲁什卡没看见原来犹太人应许下的熊,却看见了一个高大、很胖的犹太女人,……她在大床和衣柜中间的狭窄过道上费劲地转来转去,发出哀伤的长声叹息,好像牙痛似的。

  

  熊在哪呢?在自己丈夫眼中,旅店老板娘是吓人的、脾气暴躁的,但心地挺好。她为什么要在大床(床上是她那些渴望蜜饼的孩子们)和衣柜(藏着许诺给自己孩子们的昂贵蜜饼)之间转悠?很可能,丈夫刚才和她说起了这个孤身上路的男孩,并建议她拿出那块蜜饼送给男孩。

  犹太母亲心里的挣扎……这甜蜜,很可能是要到最重要的犹太节日,眼巴巴的孩子们才能共同分享的美食。然而契诃夫的伟大正在于他从不煽情,从不以作家的想象给人物的行为强加意义。这块蜜饼结局如何呢?

  “他……走了进去,在黑暗的墙角边一堆干粪上坐下来。”(契诃夫非常谨慎地避开了所有可能美化、不真实的细节。)

  “……他瞧着自己的帽子,把那上面的孔雀毛理直,想起先前跟母亲一块儿去买这顶帽子的情景。”(普通写作者在这种地方最容易抒情了……)“他把手放进口袋里,拿出一团棕色的、黏糊糊的烂泥。这块烂泥怎么会来到他口袋里的?他想一想,闻了闻:有蜂蜜的气味。啊,原来是犹太人的蜜饼!这块饼给水泡得稀烂,啊,可怜的东西!”

  

  叶戈鲁什卡翻看着自己的大衣。……这是一件贵重的新衣,……只是逢到假日,才准他穿。叶戈鲁什卡瞧着这件衣服,不由得为它可惜,想起他和大衣如今只能听凭命运摆布,想起他再也不能回家,就哀哀地哭了起来,哭得差点从粪堆上一头栽倒。

  一只沾着雨水的白毛大狗,……走进牲畜房来,……就小心地走到叶戈鲁什卡面前,吃了那团黏糊糊的烂东西,又走出去了。

  

  白描出的真相。如果那对犹太夫妇、那群瘦弱小孩,看到这一幕,会怎么想?作者不给你这样的想象,作者也不让你自以为是地去这么想。他只是平淡地让我们看到,交付出去的所谓爱意、善意、好心,可能都会被空掷。

  叶戈鲁什卡当然是自私的,他的人生当中,不曾有过一分钟一秒钟,再想起那些小孩。在和朋友的通信中,契诃夫提及:他其实想把这个小说继续写下去,叶戈鲁什卡接受教育之后会在彼得堡那样的地方生活,但这个人一定是以自杀告终的,是高不成低不就,最终不幸的一个人。

  接下来通过店主的聊天再次勾勒出瓦尔拉莫夫的形象:暴力。听到不顺耳的话就拿鞭子把店主兄弟俩抽打了一顿。而看着富裕、美丽的伯爵小姐,一句“瓦尔拉莫夫今天经过此地没有?”,把孩子的好奇心、瓦尔拉莫夫的神秘悬念又推进了一层。契诃夫显然对索罗蒙这样一个人物有着偏爱,这里主要用了神甫做对比: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拿着宽边的礼帽,正在对什么人鞠躬,微笑,然而不像平素那样笑得温柔而动情,却恭敬而勉强,这种笑容跟他的脸很不相称。……只有索罗蒙站在墙角,交叉着两只手,若无其事,照旧轻蔑地微笑。

  

  后文中,神甫劝男孩要好好念书时提到,自己因为有文化,“跟别人还是生活得不同。比都没法比呢”,也因此见识过很多大人物,但这里能看出,真的见到一个大人物时,他是完全不自在不习惯的。

  之后,契诃夫又用了一句话去描绘索罗蒙的形象,“送客人出来的,只有索罗蒙一个人。”

  

  整个草原藏在暗影里,就跟莫伊谢·莫伊谢伊奇的小孩藏在被子底下一样。

  

  草原还是美丽,充满了生命。这一部分,整个我们可能觉得读起来非常冗长的描述,恰恰是草原自己内在生活的一面,也就是草原内部的自我生长体系,这也是后来瓦夏可以看见,而其他人都看不见的生长体系:里面所有的生物是在自己生活状态中的。所以这个时候,契诃夫开始使用第二人称进行叙述。

  

  你坐车走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在你看见而且听见的一切东西里,你开始感到美的胜利、青春的朝气、力量的壮大和求生的热望。

  

  整个这部分的叙述,我们可以认为是男孩长大之后重新看见这一段路程时所想到的。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作者想让所有看到这一美景的人能够停下来,想一想。

  

  在美的胜利中,在幸福的洋溢中,透露着紧张和愁苦,仿佛草原知道自己孤独,知道自己的财富和灵感对这世界来说白白荒废了,没有人用歌曲称颂它,也没有人需要它。

  

  这几句,可以说是《草原》这部小说的灵魂。

  无论是草原(契诃夫自己又何尝不是这草原?),还是他笔下那些小人物、小知识分子,这个时代里被白白荒废的人,没有人用歌曲来称颂他们的美、活力、青春……

  

  在欢乐的闹声中,人听见草原悲凉而无望地呼喊着:歌手啊!歌手啊!

  

  看到这句,我们才能理解,作者为何后来要写叶美里扬,为何要在车夫群像里,去专门刻画一个失去声音的歌手。叶美里扬曾是唱诗班的一员,能够唱出最优美的圣歌,但他失声了。草原注定无法拥有自己的歌手,听不到任何与草原之美相匹配的赞歌。

  接下来,叙事空间发生了变化,人物关系也随之改变。叶戈鲁什卡被要赶路去找瓦尔拉莫夫的舅舅“抛弃”,直接被扔进了另一空间——货车队里。

  

  好几只手抓住他,把他高高地举到半空中,……这时候他觉得天空离他近了,土地离他远了。

  

  男孩就在这高高的、不接地气的羊毛捆上开始想象……

  

  这条道路的辽阔使得叶戈鲁什卡心里纳闷,引得他产生了神话般的幻想。有谁顺着这条路旅行呢?谁需要这么开阔的天地呢?……驾御那些马的是只有在梦中才能看见或者在神话般的幻想中才能出现的那种人。要是真有那些人的话,他们跟这草原和大道是多么相称啊!

  

  也就是说,整部小说中出现的所有人物,没有一个能与草原相称,他们配不上草原,配不上大自然。

  之后,叶戈鲁什卡开始有了第一个朋友,一直走在他躺着的货车边上的老头潘捷列。这里出现了一个塑造人物的小技巧,就是不断重复这个人物的口头禅。每次我们看到对话中出现“这是实在的”,就知道是潘捷列在说话了。紧接着,德莫夫出场,一个看起来最应该配得上草原的形象,身材高大,肩膀很宽,很有力气,身体结实。但他在后文中却说,觉得自己空有一身力气,感到压抑。契诃夫曾经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过德莫夫这个人物,认为他终究会因酗酒而颓废,自己毁灭自己,或者最终入狱。在信中,契诃夫称这是一个多余的人。

  接下来对瓦夏的描述跟之前那只蜜饼异曲同工。

  

  “你这宝贝儿啊,你这小美人哟!”瓦夏忽然用爱抚的、含泪的声调说,“我的心肝啊!”

  他的眼睛凝望着远方,那两只眼睛变得油亮,含着笑意,他的脸上带着方才看叶戈鲁什卡时候的那种表情。

  “你在跟谁说话?”基留哈问。

     “我说的是一只可爱的小狐狸……跟小狗那样仰面朝天躺在那儿玩呢……”

  ……

  他看得那么远,因此荒凉的棕色草原对他来说永远充满生命和内容。……看见一只奔跑的野兔或者一只飞翔的大鸨,那是没有什么稀奇的,凡是走过草原的人都看得见,可是未必人人都有本领看见那些不是在奔逃躲藏,也不是在仓皇四顾,而是在过着家庭生活的野生动物。瓦夏却看得见玩耍的狐狸、用小爪子洗脸的野兔、啄翅膀上羽毛的大鸨、钻出蛋壳的小鸨。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第一次阅读这部小说时,看到这里,会觉得瓦夏是一个很天真可爱的人呢?他看起来像一个纯真的自然之子。

  

  他在桶里拿起一个什么东西,放在嘴里,嚼起来。可以听见他嚼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伙伴们,”斯乔普卡惊讶地说,“瓦夏在吃活的鮈鱼呐!呸!”

  “不是鮈鱼,是鲦鱼。”瓦夏安静地回答说,仍旧在咀嚼。

  他从嘴里拉出一根鱼尾巴来,温柔地看一下,又放回嘴里。

  

  不仅要写生吃一条鱼,还要“温柔地看一下”,这才是契诃夫难以超越的地方。这个人物,有着动物的原始本能,那就不要带上所谓的爱和怜悯去塑造。

  小说必然会传达出作者自己的意识形态,契诃夫与王蒙不同,《杂色》里的意识形态非常直接,极富批判性,但契诃夫当然有对广大人民的爱,他怎么去处理当时的社会现实,怎么去写出所谓阴暗面呢?看看下面一个以小见大的案例:

  

  “你的下巴怎么会肿的?”

“有病……我从前在火柴厂做过工,少爷……大夫说,我的下巴就因为这个缘故才肿的。那儿的空气于人的身体有害。除了我以外,还有三个伙伴的下巴也肿了,其中有一个的下巴完全腐烂了。”

  

  工人工作环境的恶劣,点到为止。契诃夫的叙述始终务实平静,基本不会让人物发议论,也不太让人物进行所谓的“自我鞭挞”。

  除此,契诃夫的一大写作主题是人的孤独,是不文艺、不煽情、鸡同鸭讲的那种孤独。下面这段,会让我想到美国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久久的寒意》,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以为自己超越了种族、阶层,传达出平等善意,凭什么对方要以你想象的方式接受你居高临下的情感施舍呢?!

  

  叶戈鲁什卡瞧着他的后脑勺和他的耳朵,不知怎么,觉得他大概很不幸。叶戈鲁什卡想起他用两只手指挥的样子,嘶哑的嗓子,洗澡时候的胆怯神气,觉得十分可怜他,很想对他说几句亲切的话。

  “我也在这儿!”他拉拉他的袖子说。

  凡是在唱诗班中唱高音或低音的人,特别是一生中哪怕只做过一回指挥的人,总是惯于用严厉而厌恶的神气看待孩子们。就是后来离开了唱诗班,他们也不会改掉这种习惯。叶美里扬转过身来向着叶戈鲁什卡,皱起眉头看他一眼,说:

“别在教堂里淘气!”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人受自身局限,再依靠教育、教养努力,仍然谁也不能真正理解谁,因此那种不快、无聊、愁闷的理由都是内在的。

  小说第六节出现了举重若轻的死亡主题:

  

  “……我自己也有过儿女,可是他们都烧死了……我的老婆烧死了,儿女也烧死了……这是实在的,在主显节晚上,我们那小木房着火了……当时我不在家,我赶车到奥廖尔去了。赶车到奥廖尔去了……玛丽亚冲出屋来,到了街上,可是想起小孩还睡在屋里,就跑回去,结果跟孩子一块儿烧死了……是啊……第二天他们只找着碎骨头。”

  

  平淡的讽刺啊。主显节,原本纪念耶稣三次向世人显示其神性的日子,对潘捷列老头而言,神迹与恩典,又在何处呢?当然,无论是马蝇的死、鲦鱼的死、妻儿的死,还是那两个十字架所代表的死,在契诃夫笔下都显得轻描淡写。但,只是“显得”。这沉甸甸的一家人的惨死,潘捷列老头又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承受、消解的呢?

  午夜烤火时,潘捷列给大家讲故事,这部分特别像俄罗斯民间故事,如何智慧逃脱黑心店家杀人陷阱,等等。

  

  这一回,以及后来一路上每回讲故事的时候,他只乐意讲一些分明编造出来的故事,却从来不提真正经历过的事。当时叶戈鲁什卡却把那些故事当做实有其事,每句话都信以为真了。后来他才暗暗觉得奇怪:这么一个人,这辈子走遍了俄罗斯,见闻那么广博,妻子儿女已经活活烧死,居然这么轻视自己的丰富生活,每回篝火旁边坐着,要就一声不响,要就讲些从没发生过的事情。

  

  轻视,还是无法直视?那真实的创伤。而在老人编造的每个惊险故事里,好人们都能逃脱死亡的阴影、死神的镰刀。但在现实生活里,我们都知道,他的妻子儿女没有逃脱的机会。

  读契诃夫,最值得读出的,是人突然清清楚楚看到了自己生活的灰暗破败。相当一部分主人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但在《草原》里,却是那些平庸的粗鄙的车夫,是我们通常以为麻木的愚钝的灵魂,突然之间顿悟,看清了自己过去的、现在的乃至未来的人生,这使得那种人生失败感更日常,也更无处不在。

  康斯坦丁的出现,是《草原》里最重要的精神情节。正是由于这个情节的发生,草原,以及它所代表的这些人的郁闷,才得以释放出来。这些车夫原本不知道自己原来是不幸的,而一个纯然幸福的人,才让他们照镜子般意识到自己的可怜。

  

  他们第一眼看见的,先不是他的脸,也不是他的衣服,却是他的笑容。那是一种非常善良、开朗、温柔的笑容,就跟刚被叫醒的小娃娃一样,而且那是一种富于感染力的笑容,叫人很难不用笑容回报他。

  

  拥有这样笑容的人,通常的写作中,我们很可能会塑造出一个帅气的形象,至少是阳光和干净的。契诃夫却在这里进行了错位:

  

  等到大家看清楚,这才知道原来那陌生人是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子,长得难看,没有一点出众的地方。

  

  也就是说,这笑容,完全源自他内心的光芒。是精神之光让这么一个丑人四处无意识地发散着自己的幸福。但这种发散,并非我们一般会写成的“普渡众生”,并非康斯坦丁给人们带来光,而是让大家郁闷,是让那些车夫想:怎么会有这么幸福的人?那我的人生到底是什么呢?契诃夫让我们看到,所有这些车夫,是根本不习惯看到真正幸福的脸的,因为此前没有这样的人生经验。

  但你以为契诃夫会让这道光久久照耀?不会的。它不仅稍纵即逝,尤其还在电光石火之间,把你身边的灰暗全部凸现。

  

  看到这个幸福的人,大家都觉得烦闷,也渴望幸福。人人都心事重重。……

  这时候篝火熄了。火光不再闪动,那一块红就缩小,暗淡了……火越灭得快,月亮就显得越亮。现在他们看得清辽阔的道路、羊毛捆、货车的辕杠、嚼草料的马儿了。在大道的对面,朦胧地现出另一个十字架……

  

  与幸福同时显形的,是日常生活,是死。

  情绪,而不是情节,推动着人物慢慢发生变化。徳莫夫,这么个空有一身蛮力,不知道怎么发泄自己力气的粗人:

  

  从他的脚步,从他肩胛骨的动作,看得出他难受,烦闷。他站住,瞧着康斯坦丁,坐下来。

  

  如果是以前的徳莫夫,大概率会挥拳打向康斯坦丁,可是此刻这个莽夫的行为却是,“用手托着脸颊,轻声哼着一支悲凉的歌”。非常女性化的行为,温和、柔软。

  

  那堆火只留下两个小小的红眼睛,越变越小。车夫们和康斯坦丁坐在残火旁边,黑糊糊的一片,凝神不动,……远远的,远远的,在大道旁边,闪着一团红光,大概也是有人在烧稀饭吧。

  ……

  他很快就消失在黑暗里,可以长时间听到他迈步走向火光照耀的地方,对别的陌生人去诉说他的幸福。

  

  以小见大的一笔,草原上不知道自己不快乐的人随处可见。可以想见,幸福的康斯坦丁将像灭火器一样,把一堆堆但求温饱的篝火通过“对比”给灭掉,让大家觉得郁闷,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

  在所有人(包括九岁男孩)第一次观察到郁闷这种情绪后,天亮之后,瓦尔拉莫夫出现了。

  为何说契诃夫的作品不被时代所局限?这样一个人物,换作受时代影响深刻的作家,大抵是要强化某种剥削面目的:

  

  有一个人,……穿一身便宜的灰布衣服,……很难看出这个穿着大靴子、骑着难看的小马、在所有的上流人都睡觉的时候跑来跟农民讲话的矮小而不显眼的人原来就是那个……瓦尔拉莫夫。

  “这个人挺不错,挺好……”潘捷列说,……“……小兄弟,这个世界就靠这类人支撑着。这是实在的……公鸡还没叫,他就已经起床了……换了别人,就一定在睡觉,或者在家里陪客人闲扯,可是他却一天到晚在草原上活动……他转来转去……什么事情他都不放松……”

  

  契诃夫对瓦尔拉莫夫的态度很当下,是通过看似被压榨的农民之口明确点出,这其实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企业家”,是他使得草原上的人们有饭吃。

  

  那张脸……也现出正正经经的冷淡表情,现出热中于事务的表情。

  

  在今天看来这是务实的、经营管理一线砥柱的表情,但这也与草原的抒情氛围相反。因此一方面,它体现出瓦尔拉莫夫主宰草原(即主宰靠草原生活的人)的权力,但同时也能看到,他自己也是所有那些事务的奴隶。这才是所有人的生活真相。

  我们知道,当人极致孤独、压抑时,大声吼叫能让人感觉呼吸重新顺畅,就像是从黑暗中挣脱出来一般。到了这个时候,蓄势已久的暴雨来了:

  

  “这场暴风雨好,挺不错……”潘捷列唠叨着说……

  “上帝赐给我们一场什么样的暴风雨哟!”她说,“我们家的人在外面草原上过夜。他们要受罪了……”

  

  类似涉及人类感性诉求的场景,契诃夫往往都会安排正反两个声音去展现。像《樱桃园》的第二幕:

  

  罗巴辛:……我有的时候躺在床上睡不着,心里就想:“啊!主啊,你赐给了我们雄伟的森林、无边的田野、不可测量的天边,那么,活在这里边的我们,也应当配得上它,得是个巨人才对呀!……”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哎哟,原来你想要巨人呀!……巨人在神话里确是美丽的;要是放在实际生活里,那可就怕人了。

  

  王蒙的《杂色》里,主角淋了场雨后得到了洗礼;叶戈鲁什卡淋雨后获得的则是人生中第一次教训:生病了。

  男孩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家人。这里神甫有一段话(真是精彩的淡讽):

  

  “……上帝宽恕我们吧:走了又走,往前一看,总是一片草原,铺展开去,跟先前一样,看不见尽头!这不是赶路,简直是受罪嘛。……我们赚了一笔钱。”

  

  小说里神甫一直被刻画成一个有学养有知识的人,总在告诉孩子学习的重要性,看起来应该是更能接近真善美的人,结果这个最有知识的人对草原的美视而不见。草原的美同样白白浪费。

  但神甫仍是一个平庸的好人,看到男孩生病,他买来“一小罐鱼子、一小片风干的咸鱼肉和一块法国面包”: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说,“平常日子原本不该这么奢侈,可是我想,家里有病人,这就可以原谅了。鱼子酱挺好,是鲟鱼的……”

  ……

  “吃吧,”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说,把鱼子抹在一片面包上,递给叶戈鲁什卡,……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在一小片面包上抹了一点点鱼子,放进嘴里……

  

  一小片,一点点。两个形容词,大大的、厚厚的善意。

  至于那个一直抱怨男孩“像牛蒡似的”粘在自己身上麻烦的舅舅,到了最后告别前:

  

  忽然,那种一本正经的冷淡表情从他脸上消失,他脸色微微发红,带着苦笑说:

“记住,你要用功读书……别忘记妈……”

  

  不习惯表达善意和爱的亲情流露。但契诃夫是绝不会停留在煽情里的,这个柔软的感人的瞬间,它确实是发生了,但也不会改变什么。商人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他从衣袋里拿出钱夹来,扭转身去,背对着叶戈鲁什卡,在零钱里摸索很久,找到一个十戈比的银币,就递给叶戈鲁什卡”。(不能让小外甥看到钱包里有很多很多钱,也不想给出大票面的,所以要背对,要摸索很久。)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叹口气,……‘用功念书,小兄弟……喏,我也给你一个十戈比的银币……’”(非亲非故的神甫都能给出这么多……)

  小说结尾,男孩就跟出发时一样,“用悲伤的泪珠迎接这种对他来说现在还刚刚开始的、不熟悉的新生活……”

  这个契诃夫认为到十七八岁就会自杀的男孩,就在这样一次大人们看来乏味的枯燥的草原之旅中,告别了童年。他已经发现:草原上没有巨人,生活里幸福很少。

  如果说《草原》是寄情于景,那么《杂色》就是找景寄情。当一个文学作品是找对象去抒发自我,那么这作品就是典型象征意味的,无论是顾马自怜,把人和马比作知识分子,还是过草原时的气候变化(对应了历次运动、历次历史事件),乃至黑狗所对应的那句政治意味的谚语(“尽管狗在叫,骆驼队照样行进。”)……作者非常明确地知道自己设计的意象,是为了哪些东西服务的。

  《杂色》既是自传体小说,也是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是中国特色的意识流。(西方意识流小说专注于表现人物不受理性控制的意识,探索的是被压抑的本能冲动、无意识的愿望。)王蒙曾经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意识流是摒弃了非理性部分的,也就是说,他的意识流仅仅为了让人物发出声音。

  如果说契诃夫的小说里总有某个精神世界被照亮的瞬间,那么《杂色》里也有类似场景:

  

  “给我一个冬不拉!”他向主人索要。……来公社三年了,他从来没有动过任何乐器,一切乐器都是和他的过去连着的,而他追求的是彻底埋葬他的过去;甚至于慢慢地他自己也相信了,他已经不爱音乐、也不会搞音乐了,他已经分辨不出旋律和节奏,认不出五线谱了,他只觉得茫然。

  然而,一接过这破旧的冬不拉,他就弹出了调子。

  ……

  然后他唱起来了。他唱了青春,唱了生活,唱了大海,唱了呼啸的风,唱了打铁的手,也唱了姑娘的眼睛。

  ……

  终于,曹千里骑着这匹马唱起来了。他的嘹亮的歌声震动着山谷。歌声振奋了老马,老马奔跑起来了。

  

  同样是自我的认出,两部小说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呢?

  真正释放出曹千里,让他重新唱出歌来的,其实是差点把他撑死的四海碗马奶酒:

  

  这就是酒,酒的妙用!

  ……

  他自己都感到了自己脸上的笑容了。这久违了的轻松的、单纯的、信任的笑容。他觉得自己正在从老鼠变做一只燕子,变做一条鱼了。他正在展开翅膀,他正在穿过碧波,如歌的慢板,然后是小步舞曲……

  

绝对的外物,不是内在生发的。曹千里这个人物,他的生命感觉真的是靠自己恢复的吗?他的人格,真正觉醒了吗?

 

  (责任编辑:丁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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