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期  
      新锐回望
取景框、情感的力量 与“摇摆”的小说家 ——池上小说《情绪指针》读札
顾奕俊

取景框、情感的力量

与“摇摆”的小说家

——池上小说《情绪指针》读札

顾奕俊

 

也许,可以先不必纠结于《情绪指针》的体裁划分问题。因为梳理池上晚近约莫十年的小说创作,在其颇见声势的都市、两性、教育等题材领域,我必须要说明的是,其内所隐含的“招数”的“反复”趋向。所谓“反复”,实则也是渐趋成熟的小说家所遭遇的普遍性的烦恼。联系池上新近出版的《情绪指针》,“反复”又在另一种新生时态的观照下顿生柳暗花明之感,或者说,当叙事视角转移至“基遍国”与“基遍人”,池上在现实向度的小说世界当中尚且含混的体验、思绪与言说才得以被充分展开。从这个角度讲,《情绪指针》未必是池上刻意“跨界”的尝试,而是《情绪指针》所涉诸种复杂议题,唯有以此取景框标示下的时空人事,方可得到呈现与深化。

  而《情绪指针》也从侧面揭橥了一个理应受重视的事实:读者似乎不应再以“新锐作家”“青年作家”此类窄化的标签对池上进行命名归类,这恰恰是现阶段池上试图逸出的身份地带。阿尔伯特·布林克曼的《大师的晚期作品》中,其阐发个体艺术天赋施展进入“第二个阶段”的相关特征时有如下表述:“……直到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些萌芽才在个体的精神复合体中获得它们特定的位置和特定的价值,朝向一种整体的关系充分发展。各自的精神结构变成坚实的架构,倾向于一种被审美点亮的意识,又总是保留着一些年轻的东西。”[1]很显然,对于那些沉湎于“新锐”“青年”等词语营造的自我催眠中的写作者,他们尚未真正体察到“一种整体的关系”对于写作者的未来意味着什么。而布林克曼所言,同《情绪指针》之于池上迄今为止创作气象的联系所在,我想用一个更为明确的词来说明:摇摆。是的,摇摆,使得池上的小说《情绪指针》在齐美尔指认的“青年的主观性”与“老年的主观性”之间找到了恰当的落位。由之,相较多数读者更熟稔的那个因《在长乐镇》《桃花渡》《春风里》等作品而崭露锋芒的池上,《情绪指针》内嵌的“摇摆”实则是写作者的有意识“后撤”,进而确立池上在新的写作期的“特定的位置和特定的价值”。

  再回到《情绪指针》,读者也不应全然如该书封底“上架建议”那样轻易地将其纳入“科幻小说”的范畴。因为基于被相关论者俨然视作历史必然条件的“算法”,基遍国发生的一切,未尝不是芸芸众生即将面对的图景。而池上传递给读者的困惑之处,则在于进化的链条并没有令未来语境下的个体或群体获得更完满的生活。当主人公劳宇回忆起年少时窘迫逼仄的生活环境,记忆深处泛涌而上的,“是餐桌上永远一成不变的青菜汤。是每周五天的工作日,双休日八小时的钟点工,是逼仄的住房,低矮的楼道,旧得不能再旧的小区,是窨井盖下散发出刺鼻味的下水道”[2]。而时间未曾让阶层与阶层之间能够互通彼此,相反,小说中的“保笼区”成为了某种不可逾越的悲伤隐喻,“大多数时候,它更像是一个超现实的梦”[3]。而池上写到基遍国福利院的孩子们在毕业时填报志愿的场景:“自基遍成立以来,填报安魂师的毕业生比例逐年增高。中央福利院的毕业生报考的录取率相对高一些,而别的福利院的毕业生想要进入‘海葵’的简直比登天还难。”[4]多少让有过毕业焦虑的读者生出百感交集的似曾相识之感。很显然,池上“一些年轻的东西”(包括之前相关评论者皆有所提及的池上的敏锐的直觉力)在这部《情绪指针》依旧有着深刻回响,同时我们也可以在《情绪指针》里不用太费力就能找到贯穿于池上一个写作阶段的人物序列、情节原点与叙事母题——那是属于更年轻的小说家池上曾经感到惶惑的谜团。而迥异于池上先前作品里那些深陷情与欲泥淖的痴男怨女,《情绪指针》提供的是反其道行之的场景设定。因为基遍国所倡导的人际相处方式剥离掉了根深蒂固的社群观念准则,“千百年来‘家庭’这种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生活单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没有婚姻,人们通常会同时拥有三到五个性伴侣,并可随时调换”[5]。除此之外,小说里“情绪指针”与“情绪清洗室”的设置,使基遍人能够有效控制自我情绪的阈值,甚或是通过特定空间清除所有附着于“事件”的零碎情绪与纠缠关系。我难以回答这是不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乌托邦,但在当下遍地所求皆是“情绪价值”的时代里,池上借由情绪的转移与消失,达成的是另一种更极端的情境的营造。而作者重点展示的叙事道具“记忆瓶”,则是基遍人修改与重塑自我记忆的关键——纵然在此前提下生成的记忆已然同“真实”无关。而作为读者的疑问在于:小说描述的场景,似乎是人们旨在抵达的彼岸,“这里就是人类世界的一块净土,有永远的祥和、安宁以及自由”[6]。但池上却有意要表明,如此符合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理想终点却是另一种灾难与悲剧的源头,以及科技文明又是怎样锁死有关人与未来的种种可能性,最终在自我召唤出的虚幻里毁灭。

  当所有的情绪与记忆能被轻易抹除、重构,其实同时也意味着人类“曾经那样勇敢地推翻旧制”[7]的情感力量的消失。因为在“算法”的指令下,人类只不过被贬抑为执行“算法”相关程序步骤的工具。耐人寻味的是,小说结尾处,操纵着基遍国的至高无上者勒弥感慨道:“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寻找一种人类自身的力量。”[8]为此,她引领创建了测试、分析、研究人类情感模型的部门、仪器,但种种实验并没有能够促成基遍人自觉勘探自己所未感知到的情感力量的广度与深度,反之,《情绪指针》引申出的是人类社会怎样“终结”于预设的工具理性与数据逻辑。

  《情绪指针》重提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本应具有的张力结构。当那些看似遵循基遍国国民意志的部门、仪器最终却在消弭这种张力结构,却另有一些悖反的存在,甚至是在基遍人眼中野蛮、落后的化身,自觉建构起张力结构的另一端。比如小说所述的叛军,又如陈列于博物馆被围观的“原始人”,他们构成了《情绪指针》无法被格式化的异质。我总以为,池上在《情绪指针》里写到的异质的“声音”,接续了如前所述的,池上那些曾经的小说已然隐伏的命题。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初读池上发表于2020年的中篇小说《创口贴》时的骇然。尽管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个相貌、头脑、穿着、性情皆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孩,但女孩对于粉色近乎疯狂的执念,却扩散为池上很长一个时期的小说创作难以消逝的幽灵。与幽灵相关的,是多年前作家东君在一篇评论文章里对池上颇显深意的侧写:“必须有一种过滤器,把有限的具象事物在感觉经验中沉淀、过滤之后,变成一种内心化的东西,以黏附到文字的内壁。池上的小说就有这样一种特质。”[9]幽灵,是池上内心世界与外在浮沉的连接点,而由此映照出的影像却又存现于多数人的情感经验外。也是由于幽灵,使得池上必须要自觉寻找写作“第二阶段”的“摇摆”的契机。而幽灵的时隐时现,事实上反照的是池上小说里更为多数个体与群体的相似性,以及他们只能如此“相似”——因为这些被书写对象在模仿着某种规范化且被认定理所应当的生活方式。当那些人物似乎流露情绪时,也许他们仅仅只是在模仿某类被定义的情绪。因为模仿,而非表达,在这些人看来,是更便捷有效的选项。基遍国的勒弥会有数量如此庞大的信徒,其原因也根植于勒弥提供了令信徒可以“模仿”与“重复”的简易人生。纵使这种轻易“模仿”与“重复”的人生布满着谎言、暴力的痕迹,但这些对于放弃情感力量的多数基遍人而言,本就不太重要。

  提到情感的力量,又回到了池上先前小说一以贯之的关键词(也可认为是池上写作的显豁的驱动力):教育。也由此,《情绪指针》绝不是我们能以惬意的姿态隔岸观火的另一处天地。翻阅《情绪指针》里有关孩子在福利院生活期间被操控与玩弄的片段,我会频频想起玛莎·努斯鲍姆对于世界教育发展态势的警告:“我们正在追求能保护我们、使我们愉快、让我们感到舒适的占有物,……但是,我们似乎忘记了灵魂,我们似乎忘记了应当解放灵魂,以丰富、细腻、复杂的方式,将个人与世界联系起来;我们似乎忘记了应将他人看做有灵魂的人,而不应仅仅看做有用的工具,不应看做实现我们计划的障碍;我们似乎忘记了应将自己看做有灵魂的人,与他人沟通,应将他人看做深刻、复杂的灵魂,与我们自己相同。”[10]而“有灵魂的人”也联系着努斯鲍姆关乎“完整的公民”的形象期许:“他们能独立思考,能批判传统,能理解他人苦难和成就的意义。”[11]某种程度而言,写作《情绪指针》的池上试图自觉让那个无处不在且激烈的“内心的自我”退居幕后,甚至某些时刻的池上似乎也有意识地配置了“情绪指针”:她只是依据已有的条件项,在限定的叙事空间里推导“理想的生活方式”怎样让未来态势下的人囚禁灵魂,包括与之相关的基本的情感力量,并最终令自己沦于只能以“有用”或是“无用”进行判定的卑微者。与此同时,我们谈到“人”之为“人”的最内核的价值标准在此背景下是失效的。弗朗西斯·福山就指出:“只有承认人类的价值观念与情感或自觉紧密相连,人们才真正地在‘实然’与‘应然’间实现连接。由此而产生的应然至少像人类的情感体系一样复杂。当人们做出‘好’或‘坏’的价值判断时,它很少没有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从根本上说,价值形成的过程是非理性的,因为它来自情绪事实存在的‘实然’。”[12]倘若基本的价值标准都不复存在,对于基遍国的勒弥信徒来讲,他们最终只能在虚无中迎来令人倦怠的世界的循环往复。基遍国的繁荣与衰败揭示的是并不遥远的“后人类时代”景观的内在矛盾性:人性的欲望诉求推动了文明齿轮的前行,而文明的目标朝向却又是以反人性的结果作为代价。人们丧失了原本最熟悉的情感力量,因为其已然被视作不必要的文明负累,而情感的力量却又联系着捍卫人性当中最突出部分的构成来源。丧失情感力量的基遍人,最终只能沦为勒弥乖顺的信徒,他们甚至从未追究过自己顶礼膜拜的勒弥的真实身份,因为他们只需要遵循一种得到“多数”认可的偶像法则即可。

  而当池上完成了小说层面的叙事“算法”,读者们会诧异地注意到,记忆在个人无休止意愿下的扭曲与伸缩,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历史的烟消云散,国族史、地域史、个人史皆可删改。基遍国子民无一例外沉溺于“当下”。他们似乎每时每刻在有效控制着“情绪”的发生,但他们又被更深层次的“情绪”所摆布。随之,“诗”与“史”隐退,取而代之的是“永生”的某种不可靠幻象的降临。尽管演绎的是一个虚拟世界的暗潮汹涌,但池上推崇与反衬的却是这个时代弥足珍贵(却也屡遭漠视)的实体经验的重要性。当革新的技术令山海皆可跨越,小说《情绪指针》所强调的却是局限,是阻隔,但一切具有创造力的潜在可能性却又生成于其间。这里也触及关于文学、关于教育、关于人类文明的要素,即想象力,以及在想象力基础上真切行动的发生。故而当池上通过《情绪指针》向我们预示了基于“算法”与“技术”的未来寓言(“未来”同时也是“进行时”的倒影),更多并不乐观也并不天真者所能做的,是怎样生成另一种在“算法”“技术”“逻辑”之外的“意外”的选项。在“那个”选项里,有属于人类原初的情感力量的审视与释放,有灵魂与灵魂的互通彼此,也有想象力与行动力的一席之地。

  而我坚信的另一点是,池上新作里写出了“情绪”如何困扼未来人事光景的同时,她本人的写作却完成了对“情绪”的自我鼎革。属于池上的感觉结构进入新的历史时刻,我指认的“摇摆”的小说家池上继而显影。如此说法,很大程度上还是呼应了阿尔伯特·布林克曼《大师的晚期作品》中关于艺术家“第二阶段”的特征锚定。池上是能通过“日常”持续获得丰盈养分的作家,甚至可以认为,“日常”使得池上长久以来的写作似乎有些过于顺畅,但“摇摆”向“第二阶段”的池上则警觉地开始质疑“日常”及其延伸议题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而“日常”未被过多体察的另一面,也裹挟着池上小说频繁深入的各类未曾完成的终极命题。《情绪指针》以“未来”的名义重置了“日常”的面孔,而《情绪指针》所对应的转捩点又令池上必须要重新检视自己已演变为惯性的写作方式。怀疑,关涉一个有志向的小说家如何“摇摆”的开端,而池上作为写作者的主体性及其暗合的特定的文本形态却趋于明晰,她更深层次地触及自己早已在意的小说命题的纵深处、歧义处、恐惧处。我们未必必须要因为《情绪指针》内在的相似性与末日感,而将池上投置到赫胥黎、奥威尔、阿特伍德等人编织的那个伟大序列,但处于“摇摆”状态的池上却因“不确定性”开辟出可见的“宽广性”,而“故事”与“现实”,“情感”与“技术”随之也形成了愈发激越,同时愈发有力的变局。

 

  注释:

  [1] 〔德〕阿尔伯特·布林克曼:《大师的晚期作品》,刘丽荣译,黄凤祝校,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第9—10页。

  [2] 池上:《情绪指针》,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109页。

  [3] 同上,第65页。

  [4] 同上,第182页。

  [5] 同上,第6—7页。

  [6] 同上,第44页。

  [7] 同上,第79页。

  [8] 同上,第193页。

  [9] 东君:《和天使较劲的雅各——池上小说论》,《西湖》2016年第7期,第94页。

  [10] 〔美〕玛莎·努斯鲍姆:《功利教育批判:为什么民主需要人文教育》,肖聿译,新华出版社2017年版,第7—8页。

  [11] 同上,第2—3页。

  [12] 〔美〕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7页。

  

  (责任编辑:李璐)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