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与不鸣之间
——别鸣师兄印象
穆萨
大约三年前,研二暑假前夕,我和导师彭红卫先生商量写一部关于茶叶贸易的长篇历史小说。尽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写成,但当时他为我提供了许多思路和素材,并在自己的书房找出几部关于茶叶贸易的著作相赠,其中一本名为《茶马少年行》,作者即为别鸣。导师特别介绍说,这是多年前的一位师兄,他的名字不论含义还是语法结构,都与莫言近似。那时我便记住了这位师兄,但我没有想到,我们后来会成为文学道路上的伙伴。
别鸣是师兄的真名。后来真正与他相识后,我曾玩味过这两个字。是完全不鸣,还是适时地鸣,还是以不鸣为鸣?它是否预示了他的记者职业和作家身份?在众多写作者都希望一鸣惊人、长鸣不休的今天,这名字更像是一种美好的祝愿和恰当的警醒。事实上,鸣与不鸣之间的辩证关系古已有之。庄子笔下,大树因为无用而被伐木者放弃,得以保全生命;家雁却由于不能鸣叫而被宰杀待客。因此,“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这个意义上讲,“别鸣”也并非万全之策。个中取舍,师兄本人如何选择,我想在后来的交往中多少已经了解一二。
我毕业后开始全职写作,虽然来到武汉这样一个热闹城市,却像闭关一样不与人来往,每天几乎只说一句话,就是接电话时告诉外卖员把外卖放在门口。每当为了生计想要找一份短暂的工作,总会有文学上的好消息降临,一笔稿费,或是一则用稿通知,于是又立马放弃工作的打算。如此反复,直到去年年初,我和别鸣师兄的小说一同入选收获文学榜。现在想想,如果不是这份榜单,我们后来也终会有交集。但放在当时,在我独居写作将近一年之际,与这样一位既志同道合又有学脉渊源的师兄相识,我认为再合适不过了。我们相约前往杭州,同行的还有同样上榜的作家舒飞廉老师。原以为我会狠狠地分享自己近期的写作体验,没想到长久的独居让本不发达的语言能力更加退化,因此我更多地只是倾听二人聊些我所不知道的文学圈的旧事和新事。
师兄应该也是个“I人”。我们“I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不鸣。他对一切都有自己鲜明的看法和态度,但并不轻易表露。有时酒后会多说几句,也远不及他在小说当中所写的那么丰富和绵密。实不相瞒,我是在认识他很久后才阅读他的小说。他笔下许多故事的发生地都在三峡地区,那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但我读来一样觉得新鲜和陌生。我想这是我和他在生活和写作方式上的差异造成的。我人生多数时间在校园度过,鲜少外出。囿于经历,所写小说也多是闭门造车。那些故事没有具体的发生地,美其名曰放之四海皆准,实际上是我对自己所在的地方从来都谈不上真正的熟悉。因此,读别鸣师兄小说时,我甚至经常去搜索那些我没有听过的地名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兰矿新村、兰溪河、八阵村、扯旗岭……他清楚地知道那些地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知道那里的人们如何生存,经受着怎样的历史变迁,说着什么样的语言。这样一来,小说讲述的故事完全符合一时一地居民的精神面貌。这样的能力对许多作家而言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正是在阅读别鸣师兄的小说后,我开始反观自己作为一个人,与我所在的大地之间的连接。
网络时代人们似乎正在丧失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却又无往不在真实世界之中。不久前与一位朋友吃饭时恰好聊起类似话题,我们一致认为,历史可能造假,小说却绝对真实。小说家是以虚构的方式还原最真实世界的人。别鸣师兄作品的意义也在于此。不知是否与他的记者职业有关,他总能迅速捕捉我们的世界发生的变化。大到国际局势,小到街巷新闻,不论是过往的还是新鲜的,房价的涨落,居民的搬迁,他准确地掌握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所有消息,并让笔下的故事也顺应这些变动,使读者感到仿佛就生活在他的故事之中。
回想起在杭州共度的那些天,他不遗余力地将我介绍给认识的出版家和编辑。某天晚上,一大群人在西湖边散步,兴致极高。我和师兄的小说集正是在那次谈笑风生之中开始筹备,并几乎同时于近期出版。不仅如此,我们的新作又一同发表于今年第一期《花城》杂志。许多已发生的和还要继续发生的巧合,似乎寓示着我和师兄的写作道路正同步进行。尽管我们私下交流不多,从杭州回来后,相聚的次数也屈指可数,但在文学上却一直心照不宣结伴而行。师兄总是自称“迟到的小说家”,因此对文学格外认真,不仅笔耕不辍,持续产出,并且勤于阅读,每当在饭桌上听到有人推荐喜欢的作品,总会用心记下,第一时间买入。
几月前,我看到了师兄新书《涉江的青铜》的封面设计,一辆出租车驶入水中。一种平静的危机感。平静是师兄不论其人还是其文一贯的气质。而作为一个小说家,他还善于在日常当中捕捉甚至制造危险。也许是峡江的漩流与洪水,也许是靛蓝夜色里那只瞪目如炬的豹子。它们并不是一闪而过,而是伴随着时代变化,贯穿主人公一生,乃至横亘于几代人命运之间。有了它们,小说就不仅仅是对真实世界的还原,而且还是一种现代性的质问。当然,危险的事物必须用平静的方式讲述。作者的感情越是克制,故事就越发汹涌澎湃。别鸣师兄深谙此道。正如他的名字一般,并非无物可鸣而不鸣,而是正因为需要大鸣特鸣,所以选择“别鸣”。敏感的小说家处乎鸣与不鸣之间,找寻一种精妙的平衡。
今年年初某个中午,我和师兄相聚后在路边散步,他忽然说:“我们有时间一起回去拜访一下老师吧。”这是一次令人期待但尚未成行的旅程。我们的彭老师精于楚辞研究,而师兄的作品中充满楚地历史文化元素。《九章》《九歌》,诗祖祠,巫洞,那些熊姓、屈姓的峡江儿女,使他的小说不仅连接当下,而且直通历史。此外,师兄还戏称屈原是他的“山后邻居”。这种文脉和学脉的存在让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写作并相遇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我对他的中篇小说《去消落带》中记述的一个关于兵书宝剑峡的小故事印象深刻。一代舵把子王行哥为寻得兵书宝剑,从崖顶吊绳而下进入崖洞。洞中残存着历代端公坐化的痕迹,其中一位端公置身于破棺木之内,旁边石碑上刻写着:“八百年后水飘我,将及峡江淹残剑,欲随不随遇行哥。”这使我想起作为小说作者常有的宿命感。看似我们选择写作,事实上是写作选中了我们。来武汉两年,先后认识了别鸣师兄、李修文老师和许多从事文学的师友们。有时相识后才发现,原来我们在此之前早就有着深厚的缘分,只是当时并不知晓。借用别鸣师兄小说里的话:“有相同气息的人或物,总会有所感应,彼此吸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