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期  
      新锐回望
我们需要怎样的乡村女子图鉴? ——读郑在欢《雪春秋》
何明敏

我们需要怎样的乡村女子图鉴?

——读郑在欢《雪春秋》

何明敏

在个人的阅读印象里,郑在欢像是一个冷峻的少年侠客,当年以一部《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只身闯荡文坛。凭借过人的天赋,他以笔为剑,带着几分少年人的故作冷漠与不羁,一气呵成地雕刻出一个又一个驻马店奇人形象。其剑锋短促、锐利,但运笔节制,字里行间对人事的刻画,自有一种少年老成的豁达。2023年,长于创作短篇小说的郑在欢为读者带来其首部长篇小说《雪春秋》。此前,郑在欢的书写对象多为故乡的奇人轶事,以及高喊“今夜通宵杀敌”的浪荡少年。这一次,年过三十的他以更为温和从容的姿态,将三个同乡女性的故事娓娓道来。

与自己一起成长:

“每一个仙女都有自己的仙境”

  如果说《驻马店伤心故事集》更多是依凭本能的写作,彼时的郑在欢对小说技巧尚未细究,只是将记忆中印象深刻的人事逐一打捞,不多做结构上的处理,这一部《雪春秋》无论结构布局,或是人物设计,都足见作者的匠心。小说由三个篇章构成,分别是“雪春秋”、“春秋雪”和“秋雪春”,各部分依循人名顺序展开,逐次书写三个姑娘的童年时代、少女时期以及进城打工之后。不同于大部分的长篇小说,《雪春秋》的前两个篇章呈现为三个独立的成长故事。彼时三个姑娘虽是同乡,人生轨迹却尚未发生交集。直至多年以后,她们南下杭州打工,通过不同形式的消费者与服务者的关系而结识,三条叙事线就此交会,编织出美好的女性情谊。三位主人公大雪、春蓝和秋荣分别是各自家庭的长女、次女和幺女。在离开家庭,步入社会之后,她们在陌生的城市生发出惺惺相惜的姐妹情谊,自主结成三姐妹。一方面,她们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自小身处不同的亲缘关系网络以及成长环境,是三个个性分明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她们成长于同一个乡村社会语境,其中的世情伦理、性别秩序与物质水平,又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她们以共性。三生万物,四季轮回,三个姑娘的三段人生,绽放出各自的美丽,又共同缀连出一幅“90后”中国乡村女子图鉴。

  小说第一部分虽是书写三个女孩的童年,却不约而同地始于母亲的生育困境与死亡威胁,一开篇即意味着她们的童年已早早落幕。不同于在田野里或是大街上嬉戏游荡的少年,乡间的女孩们总是过早地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在郑在欢笔下,她们喂饲家禽牲畜,洗菜生火做饭,一切是如此有条不紊、娴熟利落。正是这一系列密集的细致的家务动作,构成了具体的日常生活,也由是彰显出女孩们坚韧的生命力。她们自小被教以体恤父母家人,所作所为皆在“懂事”“能干”的名义之下服务于家庭,而自身的欲求与感受长期不被看见。小说里写道,当专抓女孩的“他们”走了之后,“不远处的麦田里,女孩们三三两两钻出来”。虽然在起伏的麦浪间躲躲藏藏、担惊受怕,女孩们依旧灵动可爱。这个场景仿佛也是她们人生的一种写照。

  春去秋来,在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中,在隔三岔五的受训挨打中,女孩们长大成人,而原生家庭、乡村社会的生命经验,已经内化为其个性的一部分。当她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只身闯荡城市社会,由过往的艰难困顿所锻造出的生命韧性,使她们得以从乡村的女儿蜕变为都市丽人。另一方面,曾经的遭际,尤其是那些无视女性主体性的道德、礼法、人情,依然在不断地干涉她们此后的人生。支离破碎的家庭让作为长姐的大雪惯于顺从隐忍,寄人篱下的日子则让秋荣极度渴望自立自强,而家庭尚算和睦的春蓝,多年后依然受制于母亲的情与理。可以看到,经由个人的成长和努力,大雪们可以实现经济独立,可以选择告别、修复或是重建破碎的家庭,然而,离开家庭和故乡,只是孤身一个人,还未能是真正的一个“人”。

  最让人难以摆脱的,是那些在“爱”的名义之下的软性捆绑。郑在欢十分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点。在小说中,即便离家千里,春蓝依然不自觉地服膺于母亲的情理法则。她一次又一次选择“懂事”,让读者倍感心疼,却似乎未能引起母亲的怜惜。此时我们或许像春蓝一样困惑,这位母亲究竟是否真心爱着她的女儿?对此,作者似乎未能给予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或许,关于如何爱一个女儿,本身就是不能被定义的。春蓝的母亲更像是乡村世情伦理的具身化。假如我们进一步追问,那母亲她爱自己吗?在这样一个乡村,奶奶、母亲和女儿们都不懂得如何爱自己,更不被允许爱自己。这或许才是作者的答案。幸运的是,出走的年轻一代,可以选择不再像母亲、奶奶们一般过活。正像最后抱着女儿坐上火车的春蓝,终于完成从一个人到一个“人”的蜕变。

  三姐妹确乎是不幸的,但郑在欢并未运用沉重的、残酷的笔触去渲染她们的苦难。在郑在欢笔下,生活是艰辛的,女孩是美好的,她们在艰难的生活中用心守护着一片属于自己的仙女地。在小说的最后,那个曾经像面团一样任人揉搓的“笨媳妇”春蓝,身心俱疲地回到母亲的家,回想起儿时夏天采摘茴香的一幕,尤为动人。“雨珠挂在针一样细密排列的叶子上,被新下的雨砸落,凝成更新的雨珠”,四周围雨气蒙蒙,这个撑着雨伞的女孩,想象自己是采仙草的仙女,而“这一小片区域好像也成了她的仙境一样”。就像这样,她们在艰难的日子里营造出一些微小的诗意。因此,尽管不是一个大方的人,但无论是有钱的莉莉,或是没钱的秋荣,和她们在一起,大雪宁愿吃亏的是自己;节俭的春蓝会因为喜欢包装盒上的图案,拿那只略贵一些的牙膏,挑不是最便宜但填满印花的脸盆,在不被允许买手机之后,一口气买下好几个镶钻的发卡;即便足浴店的薪资不菲,也可以在更高端的美甲店获得工作,秋荣依然固执地蹲守街尾那家不起眼的“Sister”,只为喜欢它的店名。在粗粝的日常里,她们用有限的条件制造一些朴素的浪漫和温情。作为同代人的异姓三姐妹在他乡相互扶持,作为三代人的母亲、女儿和老太太在多年后重逢时相拥而泣,这些女性之间的惺惺相惜,支撑起人生那么多的无助时刻。不过,也想提一句,小说中的三姐妹都是好看的姑娘,而长相普通的王雨婷、小米和奈丽们,是不是有朝一日也可以成为小说的主人公?

对冲的写作语法:

“一想到嘈杂,就会记起寂静”

  阅读小说的乐趣之一在于跟随人物的情绪变化去感知小说的世界。一些小说家也偏好于竭尽所能地将读者引入他所用心营造的情绪之中。《雪春秋》里三姐妹的内心世界却并不直接向读者敞开,作者总是让人物与其情绪和内心活动保持一定的距离,也避免浓墨重彩地渲染某一种情绪或情感。人物的情绪和感知,仿佛是不可承受之重,只能轻轻地触及。

  尽管三位主人公及其姐妹们在过去的三十年中鲜少被生活温柔以待,但郑在欢从不正面渲染苦难或铺陈痛苦,而是直接刻画行动、事件及其结果。小说里,生下闺女之后的春蓝拒绝再度受孕,她默默地网购减肥药,吃得上吐下泻,“为了不被人发现,每次都跑到那堆塑料山和真山交界的深沟里,吐,或者拉,流泪,或者流血,她连自己的身体也管不住了”,甚至于有一天昏死在自己的呕吐物上。这一种肉身的反抗,在寂静的血与泪里,道尽人物的心酸。与之相应,作者较少使用关于情感的修饰词直接书写人物的内在世界,更拒绝用细腻绵密的语言剖析女性人物的内在情绪、心理活动和生理体验。像是生活中讷于或吝于表达情感的人,哪怕一时间情绪翻涌,却不知如何言说,于是顾左右而言他,或是以一系列的动作行为,去掩饰内心的动荡。

  除了诸如恐惧、厌恶、愤怒等直接的情绪反应之外,深层的情绪和感知多隐伏于冷静的文字背后。作者鲜少进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而读者也只能通过具体的行为动作与周围的景观去领会人物的情绪。作为尖子生的春蓝,在放弃考大学的梦想之后,“第二天一早,她踩着落了一夜的雪,去找王雨婷。那时候,路上还没几个脚印”。回到家后,还没等她开口,母亲率先提出让她外出打工。“雪,又洋洋洒洒落下来。过年,本是喜庆的日子,可过年,却总是下雪。”很多时候,这些习惯于忽略自我感受的女性,悲伤也是淡淡的。这一种“轻描淡写”,倒是在读者心头添了几分怅惘。此时,雪下进了人物的心里,也不动声色地落进了读者的心里。小说里,落了一夜的雪,熏到眼睛的火头,背上摇摇晃晃的麦秸……都是女孩们身心状态的延伸。

  习惯于隔离自我的负面情绪,也是人物在成长过程中自然习得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小说有时运用回溯性的视角,在时隔多年之后,再道出当年那些混沌的情愫。很多年以后,回想起九岁那年,眼看老病缠身的奶奶再度被父亲要求去广州的天桥要钱,秋荣才知道当初以为的饿,其实是“一头大象都填不满”的空。“以为年后还会再见,没想到这一别就再也没见”,春蓝朦胧的少女情事就此轻轻地终结了。就这样淡淡的一句,作者运用时间之轻衬出情感的分量。成长之后,回首往事,我们大概会更加了解当时的心境,但毕竟已时过境迁。流逝的时间让一切归于轻盈,只留下怅惘的余韵。

  郑在欢十分擅长让小说里的人物行动起来。当奶奶的棍棒劈头盖脸地落下来,二雪四处逃窜:“她在院子里蹦来蹦去,蹦到牛棚,蹦到猪圈,蹦到鸡笼。牛哞哞叫,猪哼哼叫,鸡咯咯叫。她哇哇叫。”密集的动作营造出活泼的语言节奏,以语言的轻快冲淡了故事的沉重。小女孩这满院子飞奔的场景陡然生出一种漫画般的轻喜感,也像是周星驰电影里的无厘头闹剧,激扬起女孩不屈的生命力。郑在欢的叙述总是相当简洁,小说多处存在一连串短促的动作描写,形成一种活泼的动感,使得苦难的场景升起冷峻的幽默感。“一旦想到嘈杂,就会记起寂静”,这仿佛是郑在欢的思维方式。他不允许自己耽溺于某一种状态,多讲求两相对照的克制,似乎纵情于一个方面,就会面临不可承受的情绪重压。其小说也自有一种对冲的写作语法,多行动少抒情,善用灵动、利落、戏谑的语言书写沉重,因此现实可以生出浪漫,残酷可以显得温柔,苦难可以不失幽默。

  可以看到,作为男性作家,郑在欢对女性的刻画更多是通过人物外在的行动和神态表现人物的内在世界,显得更为客观审慎。这恰恰与其笔下女性人物的成长经历和社会身份是相契合的。一方面,在成长过程中,她们内在的感受和需求从来不被重视,甚至于也为自己所忽略。或许她们也未曾细细探究过自己的内心。另一方面,她们所受的文化教育有限,或许无法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和体验,甚至无法清晰地觉察、辨认复杂的情绪感受。作者也似乎因此有意地与人物的情绪保持距离,小说里的女性则由是显现出一种拒绝被同情的共性。

  在郑在欢的笔下,流泻出来的是朴素的理解与共情,而非一种高高在上的,所谓人道主义式的同情。在小说的后记中,作者言及,是记忆中的三个场景催生了这部小说。由于个人境遇,少年时的他在乡间也没少干活儿,因此反倒与女孩们有着同病相怜之感。与此同时,结合郑在欢的一些自述,可以看到,他将一些个人的经验、记忆和观察移植到了女孩们身上:问父亲要钱买水枪未果,因为接过一个怜悯的苹果而让自己狼狈不堪,箱包工作坊令人几近崩溃的繁重劳作,火车上油腻地黏在一起的人群……人物可以是虚构的,但那些情绪和体验是真实的。“半干的泪痕残留在脸上,蜇得双颊隐隐作痛”,这不正是我们大多数人也体验过的?小说也由是少了一些故事的成分,多了几分日常的共性,正如大雪、春蓝切菜生火做饭的场景,散发出热气腾腾的烟火味。可见小说中的一些情绪、心理和经验是超越性别的,源自于作者对自我的觉察,对人性的体悟和对生活的观察。就这点而言,郑在欢接近于亨利·詹姆斯所谓的天赋型小说家,可由一个直接的画面创造出具体的形象、表现生活的真实。

 

(责任编辑:李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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