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跃文:
王跃文,当代作家,湖南溆浦人。1984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溆浦县政府办公室工作,后调入怀化市政府办公室、湖南省政府办公室。工作中是写官场文章,业余写小说。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从2001年10月起,专职写小说。现服务于湖南省作家协会。有“中国官场文学第一人”之美称。2010年入围“免网杯”中国文艺网络奖(中国网络代表最高荣誉)最佳作家候选人。
导语:
作为“官场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开拓者,王跃文有着极其独特的地位,有人誉之为“中国官场文学第一人”。而他自己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竟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王跃文自小多愁善感,格外爱哭。成人之后却矫枉过正,该哭的时候都能咬牙忍着,哪怕把泪水憋成血。看上去总是嘻嘻哈哈,却常在觥筹交错之际倍感忧愁和孤独。医生告诉他说:你患有抑郁症。抑郁总需排遣,他的办法不是就医,而是读书。大概十一二岁时,一日百无聊赖,从大哥枕头下翻得一本残缺不全的《红楼梦》,竖排繁体。他半认半猜地看,看得自己不禁流起眼泪。奇怪的是,看了书里人的忧愁,却忘了自己的忧愁。王跃文小时候还有一本书,叫他十分惊奇。那是本《古希腊神话故事》,照样是残损得没头没尾。一个没受宗教洗礼的孩子,读这种书的结果就是对任何神充其量只有畏惧,不会信奉和敬仰。
作为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界最负盛名的王跃文,旨在努力写出一种官场上的日常。对他而言,官场也只不过是题材。王跃文自谓不喜欢宏大叙事,认为靠外在故事取胜的小说,不是好小说。作家能够把日常状态写好,不但见功底,而且见骨血。庸常而平淡,才是生活的真实的状态。作家写好了生活的日常状态,其笔触就有可能刺穿生活最本质的部位。另一方面,深入的思考必须在深入的体验之上。王跃文认为,文学就是人类思考生活的一种方式。
一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我们先说《国画》吧。我发现,你似乎想写出一种官场上的日常。之所以有人认为这是官场小说,可能是因为这种日常于大众而言有点陌生。但对作家而言,官场也只不过是题材。
王跃文(以下简称王):您是第一个发现我写官场日常状态的评论家。我自己倒是经常声明:我就是执意要写好生活的日常状态。我不喜欢动不动就是宏大叙事,动不动就要构架离奇曲折的故事。我认为靠外在故事取胜的小说,不是好小说。作家能够把日常状态写好,不但见功底,而且见骨血。真实的生活不是天天发生离奇故事的,更不是时刻都惊天动地的。庸常而平淡,才是生活的真实的状态。越是日常的生活,越体现着生活的本质。作家写好了生活的日常状态,其笔触就有可能刺穿生活最本质的部位。
姜: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本质的一点。
王:一般读者头脑中“官场小说”的概念都来自于媒体宣传。当年《国画》刚出版的时候,并没有所谓官场小说的广泛说法。媒体反复渲染,官场小说的概念就流行开来了。出版界约定俗成地在行业内也使用这个概念,似乎真有官场小说这一说了。我作为写作者,根本没想过这是不是官场小说。谁写小说会想到这是什么概念下的小说呢?只有某些“奉旨”写作的作家,明确自己极其狭隘和极其功利的写作意图,才知道自己是在写什么概念下的文学作品。
任何读者的生活经验都是有限的,因此任何阅读都是陌生的阅读。哪怕是共同经历的事件,不同的人眼里看到的也是不同的镜像。所以,我们才会读到别人独到的体验,才会惊叹所谓人人眼中有,人人笔下无。
姜:陌生还是因为没有深切的体验。其实,这种陌生可能也非常日常。朱怀镜的儿子就说,当干部没钱,朱怀镜自己就知道,人在官场,是被“看法”左右的。
王:人们的阅读冲动很多情况下正是来自于对陌生的好奇,哪怕是最日常状态下生活的陌生感。帕慕克在他的哈佛讲稿中讲到过一个观点,大意是:小说固然需要真实地反映生活,但最重要的是需要对生活进行思考。这个观点并不新鲜,也并不怎么高明和前卫,我也经常宣扬这个观点。但是,我觉得它是文学创作需要坚持的最基本的观点。目前中国作家中恰恰有很多人不屑如此,他们甚至在作品中不自觉地践行着,也不愿意承认。勉强地说,朱怀镜和他儿子对官场的不同评价,也可以看作是他们对官场的不同思考。
我们权且借用官场小说这个概念吧。目前中国官场小说创作量非常大,对其品质各有褒贬。我不是文学评论家,没有能力和兴趣去阅读如此海量的官场小说。但是,听评论家、读者和媒体人士介绍,我的印象是很多官场小说看上去写得真实可信,但读起来兴味不足。我猜想也许问题就出在缺乏对生活的深入思考。深入的思考必须在深入的体验之上。当然,体验未必等于经历。观察和思考也是体验。我一直认为,文学就是人类思考生活的一种方式。
姜:当然,深切的体验还在于细节。朱怀镜从柳秘书长家里出来,在门外说柳秘书长再见,这就犯忌了。这样的细节,不是深入到生活的这一层面,实在写不出来。就像《红楼梦》里,不是生活在那样的钟鸣鼎食之家,也绝写不出一些非常传神的细节。
王:您提到的这个细节,经常被人提起,都说写得太真实了。很多官场中人同我聊天,都说他们走门子就是这么干的。说实话,我自己真没这么干过。只不过我混迹官场多年,太熟悉官场中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虚构出这种细节来毫不奇怪。但是,我把细节写得如此真实,并不仅仅是为了让读者悠然神会,或者击节称快。我的小说正是通过类似丰富的细节,营造一个官场之“场”,从而揭示某种神秘的官场生态,为众多身陷其中的官场人哭歌叹惋。“场”作为一个物理概念,指的是物体借助各种力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某种基本形态。官场正是有某种“场”,它控制着“场”内的所有人。
姜:这样看你的作品,看来,是为我们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份别一样生活的文学宝藏,或者,至少,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文学资源。那么,当初你写作的出发点与目的是不是这样的呢?
王:我不敢断言我的作品是否具有恒久价值。但《国画》出版至今已逾十五年,目前仍然受到读者欢迎。有人问:生活早发生了新的变化,《国画》会不会过时?这个问题不存在。文学用不着同生活比赛新旧。如果文学需要同生活赛跑,《诗经》和《荷马史诗》不早就应该抛弃了?真正的新闻作品都不会过时,更别说好的文学作品了。有句很流行的名言: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当然,我们目前的新闻会不会成为历史的初稿很难说,很多新闻也许会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平添许多迷雾。同古代不同的是,现在有大量职业的文学理论家、文学评论家,他们都在用非常职业的眼光评判文学作品的价值。但是,文学作品是否会流传下去,最终也不是专家们说了算数的。读者是最终判官。一部作品,能够让人读上三十年、五十年,大概就能流传下去了。
我有文学抱负,但没有文学野心。我不指望名垂千秋,但如果作品流传下去了,也只是某种幸运。我的写作首先是因为爱好,其次是因为有表达欲望。我尽自己的能力想把文学爱好和表达欲望结合得好些,叫小说看起来像小说就心满意足了。平时看见有些同行为自己的作品志得意满,我真的很佩服他们;若看见他们作大师状,我就敬而远之了。
姜:官场当然复杂。朱怀镜与谷正清,朱怀镜与刘仲夏,朱怀镜与皮市长,上下级之间,正副级之间,天渊之别。水很深了。甚至朱怀镜与宋达清,相当于两条线的关系,也非常复杂。这样一看,《国画》只不过是借官场这背景,写人,写人性,写人性的困境。但我发现,这里的人物关系,可能就出现了一些有意味的问题:官场里外的人物关系,可能比其他场域的人物关系更让人关注。
王:我多次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当人们关注稀奇古怪的官场故事的时候,我更关心的是发生在官场中人身上的人性悲剧。经常听人说:你们文坛很复杂啊!我告诉他们:文坛并不复杂。文人之间的关系再怎么复杂,也都是正常的人性范围内的事情,比如在文坛中,有的人豪爽,有的人偏狭;有的人通达,有的人计较;有的人大方,有的人小气;有的人云淡风清,有的人争名争利。如此而已。而官场中因为掺杂了政治、权力等因素,人性就变得复杂起来,正常的人性范围内的矛盾就有各种升级版,人性悲剧不可避免。
姜:这里还有一层人物关系,挺令人说不出个滋味的,就是宋达清与那帮混混。过去,我们对这里的关系,存在着认知空缺。我现在才琢磨出了点味儿,他们其实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颇有点类似猫与鼠这样的关系。
王:同您这个问题非常应景的是最近被媒体曝出的“王林大师”。当年《国画》刚出来的时候,有个在佛教江湖混得很好的和尚在某参政议政会上发言说:《国画》攻击佛教。我听说后回答八个字:诚礼诸佛,不敬妖僧。又有某位大师奇人也混到了参政议政会上,他的弟子说:《国画》就是影射我师傅。我回答说:叫你师傅发功灭我!
我写《国画》时不过三十五岁,亲眼看到很多比我年长二三十岁、官大若干级的高级干部,对类似王林的神功大师敬若神灵。我旁观冷笑,便有了《国画》里的大师袁小奇。此类人同宋达清之流相互依存,共生共荣,混得人模狗样。我当时最纳闷的是:我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干部看得清清楚楚的事情,那些阅历丰富的高级干部怎么却那么糊涂呢?
姜:说及人物关系,我想起毕飞宇在《平原》前言里的总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公共关系与屋檐下的关系。而公共关系是一种最信不得的关系。然而,在你这里我发现,公共关系,恰恰是一种非常强大强硬的关系。就像朱怀镜升处长了,向他讨过人情的人,他都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表示。
王:官场中人是最社会化的人。中国人的悲哀就是谁都拗不过强大的现实,存乎于心的游戏规则必须认同并遵循。不然,你就得像我一样离开官场自谋生路。我同官场告别,就是因为不能忍受里面的游戏规则。我不愿以牺牲人格为代价谋取荣华富贵,宁愿回到一介书生的纯粹身份。但是,从现实情况看,我的榜样不足法,文学这碗饭不是谁都吃得下去。如果愿意像朱怀镜那样,看破官场中的虚伪而又自觉守着其中的游戏规则,那就留在里面混吧。
姜:朱怀镜升处长后回家伤心恸哭这个细节,实在有破空而来的意味。这一细节,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可谓神来之笔。这是对一个人性未泯的朱怀镜的刻划。我在想,朱怀镜对自己哭有点莫名其妙,可能,你在写作时,也是灵感突至而写成的,这可能不在你写作之前的腹稿与构思之中。
王:作家各有其写作习惯。我写作任何篇幅的小说,不论长篇小说,还是中短篇小说,都不会事先拿出写作大纲,或者有全面成熟的腹稿。我深信写作就像地里的庄稼,播种下去就让它完成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作家最初创作的灵感就好比庄稼的种子,而开笔了就是播种了。写作的过程,就是小说这种“庄稼”慢慢成长的过程。“庄稼”靠什么浇灌呢?靠作家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诚如您所言,我写朱怀镜提拔之后回家伤心恸哭,事先并没有腹稿。记得当时写到这个情节的时候,我自己鼻子一酸,内心十分苍凉。我相信很多情况下,人心都是相通的。如实写出自己内心的感受,就能让人共鸣。
姜: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你在塑造朱怀镜这个人物时,是完全走进去了。作家的一大本领,是进得去、出得来。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们今天且不说它,我想问的是,你塑造这个人物时,是不是将自己置换成了这个人物?你在写作过程中是不是有一种非常成功且非常享受的“异己感”?
王:是的,我很享受这种“异己感”。“异己感”同时也是一种融入感,自己完全幻化成小说中的人物。我在写作的时候,随着人物活动、人物的转换,不断变换着角度,出入不同场景,体验不同心境,完全处于一种忘我的境界。写作的时候完全忘记自己,一会儿是男人,一会儿是女人,一会儿在做这事,一会儿在想那事。忽然从写作状态中抽身出来,把自己作为小说人物的旁观者,会发现这感觉非常奇妙。客观上讲,写作是一种重脑力劳动,写作长篇小说同时还是一种体力活。但是,我写作并不觉得辛苦。常有人非常同情似地说:你们写小说的非常辛苦啊。我会含混地笑笑,不正面回答他们的同情。我不会承认自己很辛苦,但也不必拂人家的面子,且不管这种同情是关心还是居高临下的怜悯。我自己享受写作的快乐,这是最重要的。
姜:你在这部作品里,不但设置了李明溪这样的人物,引入了绘画这样的雅事,也设置了曾俚这样的人物,引入了如顾准这样的思想家和他们的著作。这些,都可以说是这部作品的深度。
王:常有人批评说《国画》的底色太灰暗了。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只不过这部小说没有遵遁过去几十年某方面对小说主题的立意要求,让人觉得有些另类而已。他们无法准确表达这种另类的阅读体验,就说这部小说的主题不积极,或者底色太灰暗。小说里的画家李明溪、记者曾俚,还有裱画师卜未之、酒店副总梅玉琴等,他们身上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这些人物难道不足以照亮小说的底色吗?如果只能用主流意识形态的标准衡量文学的所谓亮度,则太偏狭了。托尔斯泰的作品对现实的深刻批判无处不在,但他的作品无处不被人道主义的光芒所照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对人性恶的批判无处不在,但这并不妨碍他的作品高尚而神圣的人性救赎的宗教底色。
顾准先生的著作在出版的第一时间我就读到了,十分震惊。我很敬佩这个人物,不管他有多少的局限性,但在当时那么封闭的情况下,他完全出于对国家的责任,出于人的良知在黑暗中思考。他是在绝望状态下的思考,而他的每一点思考都足以让自己搭上性命。他是划破黑暗夜空的一道流星,只不过流星闪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沉睡了。
姜:我还发现,你让李明溪遭遇到如何走出自我的问题,让曾俚遭遇到正义与公理的艰难。我认为,这也是这部作品到现在都有广泛的读者的原因。深度魅力,应该永远是作品的价值追求;而真实的力量,才更能吸引读者深思。就像曾俚遇到正义与公理的艰难,可能,是一个常人没有力量也没有办法解决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敌人,甚至我们的假想敌,都不知道是谁。我们还没有还击,我们自己就先失败了。曾俚就是败给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东西,但这个强大的东西在哪里?是谁?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王:李明溪和曾俚的敌人,看得见,又看不见;既具体,又抽象。这种敌人有时具体得让你觉得无聊,却又抽象得就像无处不在的空气。你如果不屈服,就可能在生活中面临一大堆说起来都没有意思的难堪和不方便,这会非常的具体;可是你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让你说理的地方,找不到一个可以听你说理的人,你不知道你到底得罪了谁,而这个你看不见的似乎抽象的“谁”如同空气似的,你抓他不住。
我们每个人都有共同的体会,就是需要听很多无聊的话,见很多无聊的人,做很多无聊的事。很少有人强大到可以对种种无聊的人和事置之不理。太多的无聊消耗我们的生命,伤害我们的尊严,叫我们沮丧,或者麻木。
姜:这些显示文化深度与思想深度的地方,是你写作之前的预设吗?事实上,这些东西在小说中如果处理不好,就不可能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显得像一块漂亮的补丁。
王:我在前面提到过,文学是人类思考生活的方式。我通过小说思考,只不过是借助人物而已。李明溪和曾俚他们身上的痛苦,我自己都是有过的。社会是非常复杂的,复杂到难以见清见浊;可我理想的生活却是阳光普照,清风明月。我知道生活只能泥沙俱下,但我在接受层面却是极其的不通达。所以,我会非常挑剔,常常让自己陷入不理性的是非洁癖。我的这个毛病常常会让自己不开心,但对写作也许是有好处的。如果看什么都见怪不怪,最后就麻木不仁了。
姜:一部五十多万字的长篇,读来一直兴趣盎然,委实,作家本人身手了得。但是,你为什么一本书都没有破开来的意思呢?譬如,分分章节、隔上一行两行?现在的样子,当然是一气呵成了,可是,细细一看,竟然没有分出章节哩。
王:我当时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简单、幼稚的想法,就是用文本的浑然一体模拟生活的混沌苍茫。生活本身并没有因人为设定的年月日而稍有停息,它就那么不由分说地汹涌而来,浩荡而去。日夜不是生活的逗号,年月不是生活的章节。
姜:当然,不分章段有不分章段的好处,让人觉得一气呵成。节奏上便有了小小的变化。
王:有人说《国画》是我的郁愤之作,我同意这种看法。我创作《国画》的时候,仍在某深宅大院里觅生,一天到晚浸润在朱怀境的环境里。我当时的写作,感觉呼吸和心跳的节律都是同环境共振的。这种切肤入骨的心理感觉,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小说行文的节奏。
姜:李明溪的发疯,似乎因素很多啊!除了艺术家的敏感、多疑,我一直想知道,那幅《高山冷月图》应该不是明溪先生攫取了吧?我看他把自己的画作全给了朱怀镜,又觉得不像。但在卜老灵堂里的表现,又令人生疑。我也知道,对这个人生疑,确实过分。这是一个多么脆弱的人,一个多么单纯的人……
王:朱怀镜从来不怀疑自己是李明溪的好朋友,他会给这个朋友力所能及的帮助;但他随时都在利用这个朋友,利用这个朋友的天真、天才和善良。朱怀镜把这种待友之道视若人之常情,不会有太多歉疚之心。我原来打算继续写下去,在后来的小说里,朱怀镜因为拥有大量李明溪的画而奇货可居;朱怀镜会利用自己的人脉,把本来具备大师潜质的李明溪炒作成真正的大师。外人会对朱怀镜这位爱护画家的官员钦佩之至,而他却有自己的小算盘。目前,这些故事因故暂时未写出来。
姜:只有曾俚的出走,让人觉出了这部作品的厚度,让人还存着一种希望。我是读到这里才发现,这部书还真不能被认为是写官场的。曾俚的的出现,是全书的一大亮色。曾俚的存在,曾俚那颗赤子之心,曾俚永远不变的情怀,使这个人成为社会的良心。
王:我对曾俚这个人物寄予了深沉的情感,这是一个令我在写作的时候经常眼眶湿润的人物。他永远不想让自己混入流俗,所以他只能四处飘泊。业内都敬佩他是一位有良知的好记者,但他在任何一家报刊都只能短暂地停留。朱怀镜劝他放弃原则,压住负面报道不要发,说了一个残酷的“真理”:某些想在历史中不朽的人,只能在现实中消失。
姜:还有,曾俚借耶稣的话:“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也将这部作品最为厚重的部分展现了出来。可以说,正是这些人的存在,使得这部作品丰富,也正是这些人的存在,使得这部作品有叩击灵魂的力量。
王:我始终觉得,当代中国人最应该深刻反省并自新的恰恰是知识分子。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持续三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固然饱受灾难,但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有时又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更多的时候不是为捍卫真理而呐喊,而是在恐怖的政治狂欢中手舞足蹈,最后自己给自己戴上枷锁。新时期以后,物欲越来越成为全民崇拜,知识分子越来越没有理想,远离崇高。社会似乎在进步,道德确乎在退化。所以,我曾在某个正式场合非常郑重地说过,当社会被某种辨识不清的潮流裹挟着貌似前进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在向前狂奔的时候,我选择慢下来、停下来、甚至往回走,看看狂奔的人物丢失了什么。
姜:一直在琢磨这部作品里有哪位前辈作家的影子,看了好长时间才发现,有《红楼梦》的味儿。卜未之裱画,卜未之与朱怀镜、李明溪一起赏鉴苦瓜和尚的画,朱、梅二人的情爱,都让我觉得你应该是苦读过《红楼梦》的。当然,在中国作家这里,不受《红楼梦》影响的人少之又少。
王:我非常喜欢《红楼梦》,这部小说在年轻时代是我的枕边书,说不清看过多少遍了。并不是每次都从头看起,这是一部随处翻开都可以读下去的书。年轻的时候,《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的回目我都背得,都能讲出其中的故事梗概和精彩情节。我很喜欢这部小说营造的味道、气息,这比故事本身更吸引我。严格说来,《红楼梦》是一部故事本身并不吸引人的小说,但它迷人的艺术魅力和永恒的艺术生命也许恰恰在于它的韵味。
姜:读到最后,觉得,这本书的书名真不应该叫作《国画》,虽然小说在首尾都安排了李明溪这个人物。这一书名的疏离感与剥离感太强。至于应该叫什么书名,这不由我来说。我知道,你有自己的判断与选择。
王:我有个并不来自于任何文学理论的观点,即小说的书名未必需要精确的概括性,有时候甚至可以同内容风马牛不相及。作者起书名的时候,或许有自己非常个人、非常隐秘的灵光一现,而这种灵光一现是不需要向读者解释的,有时候也是解释不清楚的。说到底,读者看的是书,而不是书名。《红楼梦》同《石头记》哪个书名更好呢?没有标准答案。
二
姜:从《国画》到《梅次故事》,我与朱怀镜一样,经历了一次蜕变与伤痛。这种情形下的朱怀镜,被自己裹挟了,被官场裹挟了,被一种自己也说不清的力量裹挟了。所以,这样的作品,说到底,是在写人的困境与尴尬,人战胜不了自己。
王:我在《国画》和《梅次故事》里确实表现了个人在强大的现实面前的无力和无助。个人顺从多少,抵抗多少,都看他同这个现实的力量对比。总的说来,现实强大,而个人渺小;但个人的能量倘能增加,他本质上如果又是个有道德底线的人,他就尚能同丑恶的现实作有限的较量。否则,正如你所言,个人多会在现实面前败北。
姜:但是,正如你所说的,看《梅次故事》,让人觉得还是温暖的,向上的。朱怀镜的情形,让人唏嘘不已的同时,也让人觉得,官场,也还有人能够有书生意气,保持着做人的底线。不过,唉,原本只是底线,现在却必得坚守才成。
王:你一语中的了。比方说,从道理上讲,廉洁是对公职人员最低的要求,现实中廉洁却成好干部的最高标准了。一个干部廉洁,他就非常了不起,他就是大清官,老百姓会对他无限敬仰。这好比说,一个公民不杀人、不偷盗、不流氓犯罪,他就是模范公民,全国人民都应该向他学习。这不是非常滑稽吗?一个国家,当底线变成最高标准,需要时刻坚守,不但非常荒唐,而且非常危险。
姜:《梅次故事》一开头就有好看的地方,陆天一砸车,那种表演,好张扬。那种漫画化的表现,也暗示了陆天一这家伙的装腔作势。不过,后来,故事节奏慢了下来。似乎人物也不像《国画》那么挤事儿,也没有那么密了。
王:陆天一这类干部在生活中并不少见,抢占道德高度而置政策法律于不顾,专做些表面看上去热闹而老百姓又会叫好的事。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经不起拷问的。这部小说主要写朱怀镜到了相当高的位置后如何自处和取舍,而小说又给了他一个有良知的底线。正是上面讲到过的意思,当他个人的能量提高以后,有能力自己决定一些事情了,他的形象自然就明亮起来。我不是故意拔高人物形象,而是顺应生活的真实逻辑。
姜:《梅次故事》中,我发现,你还是走了文化的路数,赏画,玩石,古董。这些,却不是一般人玩得起来的。很多作家没有这方面的功夫。看来,你是下了一番功夫的。细节的交代也颇到位,像北京李老堂上挂的“危行言孙”这样的横幅,朱怀镜看不明白,也是饶有意味的。中国当代作家中,有文化路数的作家不多。这样说来,当代作家到底输给了鲁迅那个时代的作家了。不过还好,我们还有王跃文。呵呵。
王:你这差不多等于批评我了。我们这代人旧学功底都是非常浅陋的,如果不是自己平日去补充的话,充其量只是个识字的人。想想我们过去的语文课本吧,有几篇有营养的文章?近些年,鲁迅先生的文章慢慢从中学语文课本中减少,我觉得是很悲哀的事。最近,网上又在讨论这事。我回想中学语文课本中的现代文学作品,印象深刻的只有鲁迅先生的小说、散文和杂文。我主张从小学开始就要多教孩子们读古书,那是真正有营养的书。但现在孩子们要应付没完没了的考试,根本顾不上读太多的书。
姜:《梅次故事》里,朱怀镜是越来越成熟了。但这种成熟里却透露出很多让人无可奈何的东西。
王:朱怀镜在《梅次故事》里的所谓成熟,一是能够尽可能多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人做事,二是官场路数更加圆熟自如,三是更懂得有些事哪怕无比正确也是做不得的。官场中人似乎只能如此,恰恰这又是他们最大的悲哀。
姜:客观上说,朱怀镜和王莽之的关系中,让人们发现了官场的很多问题,然而,实际上,官场上的有些问题可能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譬如,就我有限的对官场的了解,官场中的关系,离我们理解的那种事业与信仰实在太远了,远到我们只能苦涩地摇头,徒叹无奈。这是一种无法逆转的力量。才干、操守,是官场所需要的,但具备了这些,却又是远远不够的。
王: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概念,似乎事业、信仰、理想之类,必须是高尚的,无私的,必须是同国家前途命运相联系的;而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的工作或目标,都不能称之为事业、信仰、理想。可是,目前现实中,很多职业人士尽管成天把崇高口号挂在嘴上,但心里只有自己个人的利益。过去三十多年,我们慢慢远离了某种假大空的政治,人的真实价值和利益慢慢得到了尊重,但也纵容了人的暗黑天性的膨胀。不论在社会,还是在官场,都是如此。
姜:因而,在读你的书时,我一直在想,过去有些人认为,你是给了一本官场教科书,所谓的官场秘笈。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或者说,有人愿意这样想,那也只是读者的事,我一直在思考的倒是,这本书,处处提示着我们思考,我们的官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态?我们的官场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态?
王:我们先不奢谈什么体制改革,不奢谈什么制度建设,很多时候我们只需要凭常识判断是非,就能把事情做得更好些。当然,我这是很迂腐的想法。根本上,还是要靠更好的体制、法制、制度,不然官场生态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群众要求改变某些现状的呼声很高,但既得利益者不想失去自己的地位。所以,最近一喊打击网络谣言,很多坏官就暗地里手舞足蹈。
姜:最近在看红色题材的东西,我觉得,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我们可以不管。生在当下,我们就说当下的话,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但是,我想到,这样的红色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崇高的事业,然而,为什么我们一涉及到崇高,却反而被认为幼稚呢?曾经的激情与追求,为什么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了?
王: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情况非常复杂。我们很多人本能地不喜欢红色题材的文艺作品,都是因为过去粗制滥造的红色作品太多,倒了胃口。红色题材不争气,主要是假大空的东西多。不论哪个国家,都有他们需要提倡的主流价值观,都会诞生相应的文艺作品。美国也是如此。但是,你得看看做得好的国家,人家是怎么做的。别搞那些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
姜:朱怀镜是绝处逢生还是面临灭顶之灾?我觉得,你在结尾的处理,可能有点失之轻巧了。你将一个死扣就用一次死亡来解了。就像一个读者评说的,这是个一举两得的光明的结尾。但是,你这样写了,也就这样写吧,我们反正左右不了作家的笔往哪里伸。但我们长舒一口气之后,觉得有那么点小小的遗憾。
王:我原来打算接下去再写第三部,同《国画》一起构成所谓的三部曲。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暂时还没有写。所有疑团和不解,也许在下一部里可以交待。一次车祸也许是偶然的,但朱怀镜决定更自主地往前走,这是小说内在逻辑的必然。因为,小说到结尾处,朱怀镜的位置比他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对他更加有利了。尽管他知道不论做个好官,还是做一个好人,都是不那么容易的。
姜:然而,这部作品对“做一个好人为什么这么不容易”这个立意的演绎,不得不说是一个深刻的问题。
王:谈不上深刻,不过是直面现实罢了。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从心底里不愿意承认但又不得不时刻面对的现实,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古训被彻底否定了。很多时候,你要做得有多成功,就看你能够有多坏。这是我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但却常常让我们看到铁的例证。
三
姜:但这个问题,我发现,在《大清相国》里也提出来了。过去,我们经常重复一句名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大清相国》所描写的是清朝初年的官场,但也是当下的官场。
王:曾有历史专家问《大清相国》真实的占多少,虚构的占多少?我回答说百分之百的虚构。我如此回答,并不是说自己写历史小说的态度不严肃,更不是傲慢。既然是小说,当然是虚构。《大清相国》只有人物大的人生轨迹、主要事迹、基本的性格等是真实的,细节和故事都是虚构的。一个现代人,如何去想象古代的生活呢?也许只有贴近现实了。我读清代笔记小说,读到一则古代官场做假的故事,同今天官场简直一模一样。我毫不客气地剽窃了,用在《大清相国》里面。
姜:不过,到底有一点与现在的不同,那时候的官场上,到底是文化人在场。就连高士奇,肚中文墨,又哪里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反观当代官场,我就不说了,你懂的。
王:现代官场的悲哀是越是有文化,越是被人看成异类而受到排斥。尽管提倡干部知识化多时了,但真正有文化的官员不但少,而且不怎么受待见。这里需要说明的一个概念是,文凭并不完全等于文化。为什么有的人读书读到博士,反而不像文化人呢?这都是畸形教育的结果。健全的知识文化结构,才会有健全的人格。有些官员什么事都敢做,没有底线,没有敬畏,很大程度上是他受的教育不健全。
姜:写这篇小说,看来你是用了不少功了,至少案头工作做得非常充足。对晋地文化也作了深入的探究。至于其他如山东、云南等地的风土民情与历史掌故也做了不少研究。且不说官场小说这东西了,单就写小说写到这种地步,可能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已经鲜见了。
王: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读了大量史料和杂书,很受益。写小说需要细节、故事,需要回到现场,读杂书比读正史更有用。中国古代正史除《史记》外都是没有体温的,史学家读来也许受益,作家想从中得到鲜活的东西很难。这部小说原本先是写的电视剧本,作为小说其实我自己是并不太满意的。
姜:过去我们读《李自成》,虽然还是在中学时代,但对姚雪垠已经开始腹诽:他将李自成介绍入党,又把李自成提拔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我们朋友间私下的神聊中,是非常得趣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姚雪垠干预与介入得太深了,将自己的东西硬塞进了历史。所以,我看《大清相国》,有一点,你选择了旁观的姿态,这非常有意味。这与《国画》同气连枝了。
王:我自己也常常怀疑,总是从平常的生活、平常人的感受、平常人的故事入手,揣摸小说中的人物,从而完成小说,是不是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读者的阅读反应又常常给我自信。不论读我的现实题材小说,还是读我的历史题材小说,读者朋友们都说非常真实,非常到位。我是否应该学习姚雪垠,把人物写得更高大些?我暂时不打算这么做。
姜:《大清相国》的人物配置,与《国画》颇多相似。譬如,《国画》里有个袁小奇,《大清相国》里则有个祖泽深。这些人的存在,总是让一些人既体面又尴尬。
王:你说的这类人物,历史上从来都没有绝迹,他们往往游走官场如鱼得水。今天人们只知道战国时代的苏秦和张仪,他们是治国平天下的大谋略家,当时其实还有个叫邹衍的人也非常有名。他到梁国去,梁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他到赵国去,平原君陪他走路是侧着身子的,还用自己的衣服替他擦座位;他到燕国去,燕昭王不仅恭迎到国界,还亲自替他清扫道路。邹衍混到这份上,比苏秦、张仪还风光。这个邹衍为什么有如此大的能耐呢?他原来是谈阴阳玄学的!尽管我们现在可以把邹衍看作古代哲学家,但他的学说在世俗人看来就是神神道道的东西。梁惠王、平原君、燕昭王并不是哲学系的好学生,他们礼遇邹衍也许就因为他神神道道。中国古代的阴阳学也罢,佛教道教也罢,在世俗人眼里同牛鬼蛇神是不怎么分家的,所以和尚、道士才同看相算命、问卜打卦之类混在一起。《大清相国》里的祖泽深是有原型的,那个人先在王公贵族中间给人看相,名气大了就捞了个官做。颇有深意的是这类妖孽式的人物现在仍活在人世间,相信他们的达官贵人还相当的多。
姜:陈廷敬是否为完人,我们可能无法置评。但是,我觉得,至少陈廷敬对后世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不管陈廷敬出于什么动机作出了这样的官场选择,也不论他以官场五字诀保全了自己,我觉得你在写这个人物时,将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写出来了,譬如,你写出了陈廷敬与明珠、索额图、高士奇、徐乾学等辈绝然不同的东西。夏虫不可以语冰者,岂止笃于时也。巨人的胸襟,永远是凡夫俗子无法企及的。即便是“朕躬”,也只不过是宝座赋予了他某种责任感,但圣人情怀,却真的是陈廷敬独具啊!康熙皇帝就对陈廷敬给予高度评价:宽大老成,几近完人。
王:我很多情况下会厚古薄今,事实上这是很不理性的。但是,现实总让我焦虑,我不自主地就会敬仰古人。我也知道前哲先贤很多是被美化了,但那些被美化的形象正是我们后世所需要的。我读真实史料,也看到过陈廷敬顺应当时惯例,母亲过寿收人银钱,替同乡担保收取印结银,等等。但这是当时的通行惯例和人之常情,我没有把这些写出来。陈廷敬的诗文太正统,并不是我喜欢的一类;他居然还是音乐家,但也不过是替宫廷规范礼仪乐章而已。因为我敬仰这位现世需要的古人,所以我怀着主观情感把他描写成完人。当然,有所秉的是康熙皇帝确实夸赞他“几近完人”。
姜:我觉得,陈廷敬这一人物的塑造,有你的社会理想存焉。就像我刚才说及的,他开示了后世如中兴名臣曾国藩、张之洞等人。而从康熙朝出发,我也发现,你可能将当时一代名臣的人性闪光点和政治智慧,都放在了这个人身上了。
王:同时代的那些名臣,各有各的本事。比方,徐乾学和高士其的学问,在当时都是有名的;明珠和索额图的才干,也是非常出众的。但是,陈廷敬似乎更像一个全才。他文才出众,操守很好,通晓大清律,善于当家理财,还懂具体的经济管理。康熙初年货币很乱,陈廷敬受命制订货币政策,亲自管理铸钱事务,理顺钱法,平抑钱价。为了写好这些故事,我看了一些专业书籍。其实陈廷敬还有很多事功我都没有写到,比如康熙朝越来越富裕了,奢华之风日渐盛行,陈廷敬奏请制订相关礼仪制度,提倡节俭之风。
姜:这一本书正面写了康熙以及康熙与一些人的关系。譬如,富伦同康熙渊源太深,如果冒冒失失参富伦,不仅人参不下来,该干的事也办不好,自己要吃亏,百姓也要遭殃。康熙对王继文的任用,也暴露了康熙的弱点。所以,这个康熙皇帝的塑造,也有别于很多“戏说”与帝王小说了。
王:陈廷敬不参富伦那节,我是借此表现陈廷敬政治上的老成和务实。凡事依书生意气,不但干不了事,反而还会坏事。政治有自己的规律,尽管相当诡异,但绝对不可违背。康熙皇帝当朝六十年,他身边的大臣忽而被治罪,忽而又起复,很像三百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康熙讲究所谓“以宽治天下”,以至于其后期吏治失察,官场腐败相当严重。康熙是位雄才大略、功高盖世,但又缺点相当明显的帝王。
姜:我觉得康熙的形象,应该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正是他的存在,他的乾纲独断,某种程度上,在遮蔽了陈廷敬这些人的光芒时,还让陈廷敬他们的一生奋斗看似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实际上仍然是伤痕累累的幻景。就像陈廷敬最后装作聋了一样,是一种多么巧妙的结尾,将所有的追求与无奈、荣耀与虚无,全都展示出来了。
王:陈廷敬晚年以耳疾乞归,这是正史有记载的。我利用这个真实细节,作了具体的文学想象。康熙身边的宠臣、重臣,比如明珠、索额图、徐乾学、高士其等等,或下狱,或罢官,无一善终。比如徐乾学,康熙赏他一个“光焰万丈”的御匾打发回家,却又着地方官监视其行为,最终发现徐家横行乡里,朝廷严加责罚。只有陈廷敬仅因亲家犯事短暂回避了三年,一直在皇帝身边直到终老还乡,做过工户刑吏四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依史鉴看,官做到陈廷敬这个地步,不为大善大忠,即为大恶大奸。从史实看,我相信陈廷敬为大善大忠之干臣能吏。但伴君如伴虎,陈廷敬所受煎熬也是可以想见的。
四
姜:问一些规定性的题目吧!在我们身边,我看到一个个“聪明人”都在走向成功。在这些聪明人当中,还有着作家与评论家。每当这种时候,我就心痛。我觉得,现在很多作家与评论家,也都在以庸俗的成功标准要求着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体面人或中产阶级。每当我想到这一点时,我就觉得,中国当代作家中,像路遥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有时候,我也反躬自省,我们是不是也失却了平民情怀。看来,文学这东西,既要有精英意识,又要有平民情怀。很难把握。
王:我最有感触的是参加一些作品研讨会,很难在这些会上听到真话了,大家都变得非常得体,非常礼貌,非常有修养。评论家不愿意讲真话,作家也不喜欢听真话。很多情况下的作品研讨会,不是学术讨论,而是商品推广。评论家也罢,作家也罢,很多时候看重自己在业界的段位,看重由此带来的实际利益。争名争利成为常见的闹剧。
说到精英意识和平民情怀,我觉得这二者不应该是矛盾的。精英人士有责任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否则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精英。作家但凡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我就会鄙视之。有的作家动不动就说自己的作品不在乎有人看,他就是表现自我的自说自话,我觉得这是很虚伪的。既然眼里没有读者,何必当作家呢?写日记不省事多了?为什么还要出版、发表呢?
姜:你是如何走向文坛的?是哪些作家与作品对你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王:我最早变成铅字的文学作品是1988年8月8日发表在《湖南日报》上的散文,从那时候开始我的文学创作有25年的时间了。有人开玩笑说,这是个做生意开张的黄道吉日,四个8字。我走向文坛其实是相当偶然的。我从小就热爱文学,上大学读的又是中文专业,文学梦想一直萦绕于心。但是,我年轻时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政府机关,与文学原本是无缘的。业余有空就写作,慢慢就写成一个作家了。到1999年出版《国画》,被某方面特别关注,就离开政府机关,成了事实上的专业作家。
说到作家对我的影响,中国作家我最喜欢的是曹雪芹和鲁迅,外国作家我最喜欢的是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看看我所喜欢的作家,就知道我是个保守型作家。我坚持认为文学应该保持对现实的密切关注和批判。现实总是不令人满意的,美好的理想总是在未来。惟其如此,社会才能进步。
姜:说到这里,就可能会产生一个与对其他作家不太相同的问题。你是锁定官场进行写作的。当初为什么有了这样的文学选择?
王:我其实并没有完全锁定在官场写作,只不过我相当大部分作品写的是官场题材,而这类小说的影响又很大,掩盖了我其他题材的小说。当初写官场题材的小说,因为耳闻目睹许多颇有感慨的事,很想通过某个出口表达出来。文学,就是我最好的表达出口。最早写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写的都是官场人物日常的无奈和痛苦。官场很多无奈和痛苦都是摆不上桌面说的,可正是这些说起来都无聊的琐屑之事消磨着我们宝贵的人生。
姜:今天未能就你的中篇小说与其他长篇交流,实在有点遗憾。相信将来会有时间,我们会有更深入的对话与交流。
王:非常感谢!我很看重自己非官场题材的小说,把那些作品拿出来一起讨论也许才能让人看到一个完整的作家。
姜:好,我期待着再度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