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6期  
      北大评刊
北大刊评(2012年6期)
丛治辰等

 

看《当代》2012年第1期

季亚娅

  小说应如何处理战争、宗教、信仰这一类宏大思想命题?本期开卷之作《西藏的战争》(杨志军,长篇)第二部对此当有启示。如果第一部曾使人摩挲沉吟不忍释卷,终卷却觉意有不足。在兼顾历史与想象、神话与传奇的“英雄史诗”叙事方式上,或在满足我们对百年前那场发生在“异域”的战争的知识与审美层面的需求上,《西藏的战争》堪称典范。但应不应该进一步向小说索取思想?小说命题的“大”是不是必然等同于思想的“深”呢?去掉信手拈来妙如珠玉的人物语言,去掉神魔一体浪漫主义的奇幻想象,去掉危机叙事步步紧逼的情节剧结构方式,去掉所有这些炫目的要素,一条从信仰之争到信仰之合的叙事脉络便清晰呈现。如果小说第一部的长处在于全景式多层次地描述战争本身的复杂性,第二部的重心则在战争结局的反思,即信仰的冲突、同化与融合。作者提出了“弱者的信仰”和“强者的信仰”的问题,并让强弱之势以信仰名义巧妙转化,弱者/失败者最终包容和同化了强者/胜利者。为此作者甚至不惜刻意对人物与情节进行理念化设置,比如以西藏一方精神导师和救世主面目出现的虚空王,竟是多年前失踪的英国传教士,并借其之口说出抵抗无益亦无意义,西藏是佛地,佛的包容能改造一切外来的神;而美丽的西藏姑娘与侵略者的爱情故事,则似乎在暗示,侵略者对于西藏之美的了解与爱护,足以弥补觊觎和掠夺所带来的罪愆。如此战争的正义与伦理追问被微妙地搁置,在和平与爱的名义下,抵抗者的自卫与反抗,被混同于侵略者一方发动战争的原罪。最终在尾声一节中,教堂与庙宇合二为一,《圣经》与《天国法音》隔空对话,这正是作者所梦想的天下大同的世界未来图景。

     然而最后这精心构建的信仰融合的美景,可堪质疑之处甚多。作者似乎遗忘了第一部中对于这场战争政治、经济起因的描述,将战争最终简化为耶稣与佛陀的信仰之争,从而将近代史上灾难深重的尖锐对立,变成了一场浪漫主义的文明圣战。而“西藏”一次所蕴含的复杂与鲜活的特质,被作者抽象化为“信仰”,在“信仰”名义下相遇的东方与西方,是一部西藏与大英帝国的碰撞、拥抱和融合史,无论历史还是现实的“中国”则悄然隐遁。由此有必要再次追问,何谓“西藏”?谁的“西藏”?它是否全球资本主义时代里寄托浪漫梦想的神秘异域?抑或是西方主流文化叙事里信仰与精神的“香格里拉”?小说第一部所呈现的“底层西藏”多姿多彩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象征层面的“西藏”却仍难逃主流叙事的成规。 这也是当下各种“西藏”叙事的缺失之处,如何逃脱中西各种“东方主义”叙事束缚,找到自己的主体性、反思和呈现自身历史的复杂性是它们共同的难题。最终小说的深度取决于作者思想的深度,与战争有关的一切宏大而永恒的命题,作者真诚地思考过了,并将故事讲述得像好莱坞经典之作一样精彩。或者好看,或者深刻,也许我们只能期待一样。

  嘉南的《鲜花次第开》(中篇小说)引人重新思考社会两性秩序与女性自我角色定位。这大概是一部让女性主义者愤怒却让另一些人信服的作品。小说以中年女教师周素的婚姻危机与化解为主线,故事单纯却长于情绪与细节的铺叙,从周遭人情世态的变化到内心情绪的消长,细腻展现了女主人公面对丈夫出轨由委屈愤怒终至原谅顺从的心理过程。小说冷静克制的叙事里包裹着不无苦涩的社会现实,借佛祖教诲或者圣人之言的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两性秩序正魂兮归来,再次进入社会生活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以重建道德秩序和传统文化的名义占据话语高位。小说是五四启蒙主义男女平等叙事的反动,也是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彰显女性意识的反动,它应看成当下女性写作者面对男性主导的伦理规则的自我规训与主动调适,也与《因为女人》等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生存状态构成了呼应。女人如花的比喻虽落俗套,作者却精心挑选出植物花开的自然条件“冷量”,无疑是在暗示,在男性的眼光里此消彼长、次第开放的如花女子,其绽放的动力正是来自社会与文化的“冷量”,故俗之所以为俗自有其强大的社会接受心理,这正是作者笔力之峭寒入骨处。

  另一部中篇小说是李骏虎的《弃城》,以山西云丘山区的唐代故城为名,讲述一段淹没在历史中的国民党第二战区正面抗战的忠烈往事,只是笔墨平铺直叙,情绪浮于文字之外。

 

《当代》2012年第1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十月》2012年第1期

                                丛治辰

  作为2012年《十月》的开年之选,陈继明的中篇小说《灰汉》有一种与时代相疏隔的质朴与平淡,还隐隐透着一股陈旧的气息。但这陈旧并不让人厌腻,倒有一种亲切,像是多年前钟爱的旧中山装又被翻出来一样。保留了一些旧习惯的封闭乡村,信奉万物有灵,鬼魂们在村庄里四处游荡,具有和生前一样的习气,而活着的村民们亦见怪不怪——这样的开场,多少让人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那些小说。而与那些谈玄寻根的小说不同的是,《灰汉》似乎无意追寻什么,也无意讽喻什么。是的,这个名为海棠的村子里有一种叫做“灰汉”的奇怪职业,专门替人杀生,杀那些村人们与之朝夕与共因而不忍下手的牲畜们;从事“灰汉”的人得是有点傻,而又不特别傻,在这篇小说里恰好就是我们的主角银锁……自洪荒原始时代一脉传承的风俗以及身为傻子的小说主人公,这实在太有符号感。但是作者似乎并未在这些符号上寄寓多么宏大深远的追问,而更愿意关注灰汉银锁本人的身世遭际。也因此小说很快从开篇的神秘气息转向人间:一向聪明的银锁因为被哥哥陷害而发高烧变成傻子,与其说是神秘的天意,不如说是人事使然,更深层的,是他自己的性格使然。他从不做灰汉到做了灰汉,从不娶小娥到娶了小娥,从引起两村械斗到在械斗现场泄了气丢了人,从不许儿子做灰汉到培养儿子接班……一辈子都在被命运和性格揪扯着走。这让银锁这个人物缺乏力度,不能指望在他身上读到什么充沛淋漓的元气,因此若拿《灰汉》比八十年代的寻根小说,气势上就好像趴下去了——这或许正是一种症候,要求2012年的小说有1980年代的气概,乃是过分之举。但2012年的小说擅长在出其不意之处刺出一枚绣花针来,小说的“神来之笔”在末章:银锁死了,却又复活,这让他名声大噪,但就在他声望最隆的时候他却从乡村转身逃亡,除了猜测和流言,连个背影也没留下。比较之前情节的缓慢和空疏,这一连串转变在小说即将结束的时候令叙述速度瞬时提升而又戛然而止,让银锁的一生凭空多了许多余味。不过我总觉得,这余味不像是从小说中自然生长出来,倒像是凭空一枪乱了招式,反而让人隆重对待——当年那件旧中山装,被磨得薄了,或许倒生出朦胧之美;而那种亲切的气息,究竟是岁月留藏的体香,还是樟脑丸子的味道,谁也说不清楚。

  银锁以其羞怯和憨傻,将命运的每一次拐角都内敛起来,把性格与命运搏斗得血肉横飞之处藏得不动声色;而在罗伟章的中篇小说《回忆一个恶人》当中,杨顺城则将内心无以言及的苦涩压抑浓缩,而后引燃爆发,外化为种种亢奋甚至变态的言行,终于走向疯狂。小说叙述的过程中,杨顺城从未真正登场,他是同学聚会的唯一缺席者,也是惟一的谈资。因此谁也不能真正进入杨顺城的内心世界,惟其如此,那些口耳相传的故事和细节让我们格外敏感,更着力去拼凑出那副难以捉摸的杨顺城的心灵地图:一个在监狱长大的孩子,有着一个让他本能地感到恐惧的父亲,他如何与生长的环境相处,又如何在成长的过程中为自己的出身不断感到自卑,又不断压抑自卑?他如何在欺侮犯人的行为中,为自己的自卑寻找到一个出口?又如何在对女生的追求中,一再确认和重温自己的自卑?在经历过反复和复杂的痛苦感触之后,他又是如何和他欺负过的犯人搞在一起,陷于堕落与疯狂?和犯人同行能够让他稍微放松被压抑的自卑吗?这被释放的自卑又是如何转化为一种仇恨的快感,通向穷凶极恶呢?杨顺城已经死了,他只存活在大学同学似玩笑又似哀悼的回忆之中,最终“光阴一如既往地流逝”,必将淹没他的面目。但是小说中那些往事中,杨顺城的种种古怪行为令人发笑又令人心酸,那么清晰地从光阴之流中浮现出来,那正是一个人的性格与其命运搏斗的关节处,按一下就“咯咯”作响,无比清脆。

  《灰汉》将一种独特的命运写得从容平静,而猝然发力;《回忆一个恶人》则舒展明朗,自始至终富有张力。其实不止这两篇,2012年第1期《十月》的六篇小说几乎都在关注个人性格与命运的角力,关注人生中尴尬的况味和诡异的拐点。好的小说总是能够拎起来至少一个过硬的人物形象,从其命运转折处生发力量,赋予整个小说以速度和力度;而糟糕的小说则像一团发酵不成功的面,软软地包裹着人物,人物看不清楚,也站不起来。本期六篇小说难免各自有得有失,但盯准人物发力,至少让人期待。

 

《十月》2012年第1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1—2期

钱益清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按期刊界惯例,每年杂志的第一期总是尽可能地撷英采华、重磅出击,力图打出一个精彩的开局,而这也往往是读者们翘首以盼的。不过此次《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1期,到手之后,却不免让人有期望过高,反生失落之感。

  论当期作者,也并非不够实力,其中既有曾获鲁迅文学奖并入围茅盾文学奖的邵丽,也有近来以官场小说《中国式秘书》杀入过畅销榜单的丁邦文,但就整体阅读感受而言,小说质量仍未达“精品”水准,大抵可算为不失不过之作,若在平时倒也不觉如何,但在2012年第1期的这个位置上,不能不说是有些逊色的。

  坚持立足农村和底层,并始终宣称要为人民说话、代弱者发言的河南作家邵丽,算是当代文坛中一位比较注重小说的社会功能和指向性的作者,《刘万福案件》(原载《人民文学》2011年第12期)应该是从其亲身的干部下乡挂职工作经验而来,故文风相对朴实内敛,文本中有很多纪实性写法的运用,淡去了小说“故事”、“猎奇”的一面,倒平添了几分报告文学的风味。农民刘万福从进城务工到回到农村,期间三生三死的个人经历,不可不谓波澜起伏,但作者的叙述却始终很克制,因为其意不在渲染刘万福人生的奇或险,而在刘人生轨迹后所代表的更多人的生存状况——中国广大普通农民的生存状况,相对于这个巨大群体所遭遇的困境和艰难的激烈程度,刘的个人经历反而显得温和了——至少他每次都获得了相对幸运的结果,而现实中发生的残酷却比比皆是。同时邵丽又是一位颇多思虑的作家,故文中旁枝斜蔓绕开去的地方亦不在少数:小说名为刘万福案件,却不仅仅围绕案件打转,反而经常移开视角,侦测更多的社会生活侧面,比如“我”挂职过程中对民众上访的观察和感受,经济学家朋友和周县长就中国基层发展的观点的辩争和讨论,带有后现代主义的玩世态度的女儿在参与志愿者活动工作中逐渐产生的情感流变等,多点多面,呈现出了更为丰富立体的评价和判断网,提升了小说的思考性。但也同样因为这种铺开的写法,使得小说触及社会问题核心的锐度和深度略显不足,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展开的理论性辩述,也显得大流泛泛,依然止步在了大多数作家所能给出的普遍答案。

  同样写农民和底层,周瑄璞的《房东》(原载《芳草·文学杂志》 2011年第6期)也采取了泛出题外的写作策略。小说名为房东,意却在房客。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以出租房屋为生,拾得即为此中代表,他先后经历了四任房客:教师夫妻、南方女人、大学毕业生小张小王、同村的齐丽娜和何满,甚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拾得自身也属于“房客”之一——为了生活,他在出租自家房屋的同时,也住着租赁来的廉价房屋。这些“房客”构成了一组人物群像,通过他们各自的际遇和情感,呈现了城市化进程中底层市民生活的窘迫和精神的困惑。小说结构自然,按四任房客依次分章叙事,对小人物日常生活的描写显得平实细腻,相信对大部分读者来说是有其可读之处的。

  此外,陈春澜的《暗潮》(原载《广州文艺》2011年第11期),从故事方面,可以和之前选刊也曾选过的林那北的《燕式平衡》稍作对比,模子是类似的,都是针对幼年时某些特定事件给女性造成的心理阴影和女性在成长后针对此心理阴影而来的自我挣扎和解放。同样是非常态的人生经历,性早熟的路佳湄和被教练猥亵的余素秋,就故事的源头来说并无高下之分,但在其后对两者情感世界的展开和深入上,陈的笔力显然远不及林,后者对女性世界幽微冷静的探析,对怪异复杂的世情人心的盘剥,充分显示了其强大的叙事构筑能力。而既有如此的珠玉在前,《暗潮》的逊色也就不足为奇了。丁邦文近年来长于“人事”书写,这次的《人事》包融了官场的种种运作,仍然围绕秘书黄一平展开中国官场仕途的灰色盘旋之道,延续了作者的写作惯性,但也仅仅是延续而已,如果读者还有更高的期待,恐怕会失望居多。

 

  第2期的《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倒让人眼前一亮,杨争光、尤凤伟和曹军庆,几位作家都是善于编故事的,要做到小说好看自然驾轻就熟,所以2期小说可读性整体较强。

  杨争光的小说从来都很有地域文化色彩,以至于一度被称为乡村地理学和地域文化小说的代表,这次他的《驴队来到奉先畤》(原载《收获》2011年第6期) 倒多了几分抽象,时间、地理都是隐没而含糊的,像一个悬空的譬喻。小说颇有传奇演义色彩,被蝗灾驱赶着离乡谋生的驴队,来到了安宁和乐、世外桃源般的奉先畤,因为误杀村民,索性将错就错,以“匪”的身份定位入驻此地,并逼迫村民供养,出于对“匪”的天然畏惧,村民逆来顺受,直到驴队的要求从筹房子上升为筹女人,芽子为救情郎自愿牺牲,至此,包子和村里的男人们终于奋起反抗……显然,这是一个“人”遭遇“匪”的故事“母题”,但又不仅仅限于此,作者真正要揭露的其实是“国民性”,而奉先畤正是乡土中国的缩影。驴队是匪吗?他们其实也是人,一群普通流民而已,所恃也不过一把火枪,但在“国民性”的支配下,民众不敢出头,不愿牺牲,宁可通过屈辱的忍让和退缩来成全眼前的侥幸和苟安,这种“乌合之众”式的群众心理多么令人眼熟,不禁让人想起历史上曾经的种种,小说抽离了具体历史语境,但却充满了文化隐喻,恰如一场特殊的行为心理学实验,而试验的结果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尤凤伟的《魂不附体》(原载《中国作家》2012第1期)则从一场荒唐的“大仙”指点迷津开始,矿工陈官在相信了自己生命只剩下半年的谬论后,开始脱离正常生活轨道,他躲避下井,及时行乐,反抗压抑的婚姻,发展婚外情直至被早另有打算的妻子设局诬告,锒铛入狱,最后却因此躲过了矿难。故事自荒谬而起,自荒谬而收,但荒谬之外,作者应该还有真正想表达的问题,陈官的行为在旁人眼中是魂不附体下的悖乱,但这样的悖乱行径在社会上却比比皆是,甚至远远过之,而这正是陈官跳出常态生活的框子后,才堪堪接触到的各色人等生存境况。结尾处,犯人“校长”对陈官的一席话尤其意味深长,他指着众多狱友说:“你看看这一伙人,个个无精打采,眼神空洞,满脸凄惶,说明魂已经不在身上了。”并特别强调:“不光是进监狱的人。”所以很明显,作者想借陈官的遭遇表达一个沉重的主题:我们是否正在“失魂”,或者说国人正处在一个集体性失魂的状态?整个小说注重叙事的空间调度和人际线索的延伸,如线穿珠,人物带出人物,事件牵起事件,徐徐推进,终至全局浮出水面。

  曹军庆在小说《精神》(原载《芳草》2012年第1期)采用了“戏中戏”的叙事手法:渴望冲出乡村小县城的文员兼业余作者,和希望借一个好剧本东山再起的落魄导演,一拍即合,以背水一战的态度,试图将小说改编为剧本,故事便由此而生。曹故意让文本故事和剧情故事相互穿插,彼此交错,这就让读者有了一种戏里戏外、幻幻真真的错觉,而在一些模糊的细节上,又不时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剧情人物其实也是真实存在的,小文员的小说本就取材自于他周围的熟人,只是被他艺术夸张化罢了。这样,原本并不鲜见的情节设置就有了一种出人意料的文本张力,也赋予了小说更加丰富的维度和开阔的空间。虽然,小文员似乎在写着一个似乎永远也写不好开头的戏,但就在这不断被否定重写的开头中,事件的脉络,人物的关系,以及此背后更隐秘、更幽暗的人性和生存的原核,都逐渐明晰地浮现出来,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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